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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缘分


□ 蒋 泥

  全国的期刊报纸中,我最为感念的是《北京文学》,是她把我带入纯粹的文学界。早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研时,我就在上面发表过小说散文;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时,她的选刊版又长篇节选我新写“老舍传”的后三章,以纪念这份名刊的第一任主编。这是一种永久的缘分,我为自己的缘分而庆幸。我和《北京文学》更深的结缘,则是一系列的精诚合作,在合作中体验彼此的情分,似雨如霞,由我责编推出了十几本新书,包括排行榜、获奖小说集、纪念文集等等。不能不说的自然是那套六大卷、300多万字的“《北京文学》55周年典藏”。
  动议是2003年底,我在空军的蓝天出版社当编辑,计划给《北京文学》出一个精品集,涵盖2000年以来发表的优秀小说和散文。根据蓝天社当时的发行能力,我觉得卖五千套不成问题。我的想法得到《北京文学》章德宁社长的支持,我们商议延伸到1979年,只出小说。随后她为我传来选目。不久我转业到北京日报,在同心出版社,也就把这个选题带过来,却一直没有较好的时机实现计划,因为这时需考虑怎么卖出去,同心社过去很少做这类走市场的图书。我和当时的顶头上司解玺璋先生,极想改变这种状况,一直在尝试策划编辑一些适合大众阅读的图书。2005年5月章社长突然找我,说《北京文学》今年创刊55周年,他们可以申请一些资金来购买图书,间接资助我们出版那套书,不过选文时间会延长到1950年创刊时。虽然我怀疑前30年《北京文学》发表的作品的整体质量,但起码赫赫有名的《海瑞罢官》是在那里问世的,一下子拉长30年,其历史、文献价值更突出,是个好主意。连忙和解玺璋总编以及刘社长商议,刘社长坚持要求我另找书商进行合作,否则不做。我只得找到一个书商朋友,他们走民营渠道发行,我们走新华书店,共同投资。
  落实去路后,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有三个月,必须赶在55周年纪念日前出书,我们议定中篇小说出两本、短篇小说出两本、散文随笔出一本,加上选刊的“文本典藏”,合计六本,各30万字。这套书成功的关键在于文章选取如何。我们连忙细化、编排选目。章德宁、杨晓升等确定的标准是,作家作品太多,600多期,跨越半世纪,原则上一人只能用一篇。我认为可以适当变通,特别好的一定不能缺,比如汪曾祺、林斤澜有几篇用几篇,刘恒的《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两个中篇全要。当时我对余华印象也不错,读过他的《活着》,认为它即使问题不少,但瑕不掩瑜,总体上比较优秀,是位颇有良知才华的作家,便把余华也列于有几篇用几篇之列——几年后,他却写了部让人失望之极的《兄弟》。如此,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云致秋行状》,林斤澜的《哆嗦》《门》以及王蒙、邓友梅、贾平凹、王安忆、莫言、刘庆邦等先生的几篇佳作,就都进来了。比较出色的名篇包括《风筝飘带》《单位》《厚土》《内奸》《那五》《丹凤眼》《爱,是不能忘记的》《预约死亡》等。在审稿中,我发现两篇很不错的文章,过去甚少提及,那就是韩少华的《少管家前传》和浩然的《爱情嫩蔓上的一朵谎花》。《少管家前传》写于1983年,韩少华时年50岁,我小时看过他的《继母》等,没想到他的小说也写得这样杰出,堪为传世经典。此外,我点名要求加上了遗漏的《顾城最后的日子》《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以及《海瑞罢官》。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不合体例,但属特殊情况,我们把它作为“附录”,收在中篇小说卷。《海瑞罢官》发表于1961年1月,是引爆十年“文革”的“导火索”,名声很响,后来看过的人似乎不多,因为难找,我就从未一读,连《北京文学》自己都没有这期的刊物,大概当时全部毁弃了?好在《北京文学》的编辑不辞辛劳,在混合了霉味与土腥气味的市文联资料室地下书库里找到,这才第一次结书面世。刘再复先生的《百年诺贝尔》第一次全方位扫描20世纪一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情况,总结其得失,披露鲜为人知的操纵评选内幕,客观而翔实地分析评说了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等。《顾城》则为诗人那个扑朔迷离的死,加添了新的、曾经被忽略的关注点,让我无比之动容,相信看过的读者也一定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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