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qkzz.net
全刊杂志网:首页 > 文学评论 > 文章正文
刊社推荐

“五四”时期翻译活动与反殖民意识


□ 王巨川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是在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冲击和压力中发展形成的,翻译活动是现代文学发生的先声,这已是学界的共识。然而,在西方“霸权文化”浸入的殖民文化背景中,我们常常忽略“五四”一代学人在翻译活动中蕴含着强烈的反殖民意识。这种意识在他们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译介、文本翻译的策略中或显或隐地曲折地表达着。翻译者的意识和潜意识——本质和系统得到了统一,翻译活动在语言的转换空间中形成了一种自由的可发挥的场域,给翻译者提供了一个言说的话语权,译者根据本民族语言文化特有的习惯,利用这种“权力”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抵抗力”,抵抗西方霸权文化对中国的殖民化。
  
  在现代历史的叙述和人们的观念中,大多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和影响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摒弃和超越,是“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胡适语)。因而,在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进程时,常常忽略晚清至“五四”的殖民文化背景以及知识分子思想中的反殖民意识。在西方“霸权文化”(Hegemeony)浸入下,东西方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冲撞。然而,在民族文化节节败退,西方文化逐步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背景中,现代知识分子们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品格。即以天下、国家、民族安危为己任的崇高责任感。
  “五四”时期翻译活动的繁盛无疑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使传统文学能够快速地步入现代化的序列。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晚近以来特别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异域文化的翻译活动中所蕴含着的强烈反殖民意识。他们虽然大量翻译了异域的文学作品,并着力批判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其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民族文学步入暗淡和萎靡境地时,希望通过引入异域文化来为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清新之风,因为“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在变革时,每每有外来的潮流参加进来。外国的文化成为触媒,成为刺激,对于本国文化引起质变一。其次,知识分子们在翻译、介绍外国作品时,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思想资源,以便能够调整中国社会的组织模式,有效抵御和摆脱殖民者的压迫和掠夺。可以说,反抗侵略、抵御外侮、振兴民族,使中华民族不再受西方列强压迫、侵略是他们思想深层的内在精神动力,在表述话语和翻译过程中对异域作家、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都清晰地显现了他们的反殖民意识。
  
  一 近现代知识分子表述中的反殖民意识
  
  1905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国今日所谓新学皆泰西旧学,经前数世纪之学研究而出者也。泰西近数十年最新之学说,为殖民政策一科,此学发明以后,列强争斗汲汲焉。设置殖民官厅。创立殖民学校,联合殖民会社,各项殖民事业之突飞猛进,遂以演成20世纪最激烈、最悲壮之活剧者也。20世纪之活剧,为开辟以来所未有,征之历史,昔日欧洲不过以地中海及大西洋为舞台,20世纪则以太平洋其沿岸为舞台,所谓沿岸者,美洲、非洲、澳洲、亚洲是也。”严复曾翻译过大量外国社会科学著作,他精心选择了当时西方先进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著作,介绍给中国知识界。其翻译动机是非常明确的,即“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在《原强》一文的结尾。严复说的很清楚:“必朝廷除旧布新,有一二非常之举措,内有以慰薄海臣民之深望,外有以破敌国侮夺之阴谋,则庶几乎其有豸耳。不然,是琐琐者,虽百举措无益也。善夫吾友新会梁任公之言日:‘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传》日:‘无滋他族,实逼处此。’愿天下有心人三复斯言而早为之所焉可耳。”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其对帝国主义殖民野心的清醒认识,指出了“欧美帝国主义用搞文化渗透的阴谋来灭亡中国”。他说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其酷虐为旷古所未有”,认为必须“恢复”被压迫民族被帝国主义“盗去”的“政柄”,使得处于完全独立之地“才是圆满的民族主义”。
  早期的知识分子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西方殖民者的面目和国家所面临的被殖民的境遇,而抵御西方列强的压迫与凌辱、重整民族国家是他们的基本命题。所以,自晚清以来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言说中都具有强烈“反殖民化”的现实感和针对性。
  “五四”时期,在知识分子们清醒的意识中更加强调的是积极的行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压迫与肆意掠夺的严酷现实,成为他们所有言说的真实背景。即便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他们的言说中感受到这个背景的庞大场域——围绕着民族即将“亡国灭种”和国家被殖民的危机感,他们都发出了自己强烈的声音。人称“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倡导的“国家观”中就体现了他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清醒体认,希望建立真正的“现代国家”体系,“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并强调“今世列强并立,皆挟其全国国民之德智力以相角,兴亡之数,不待战争而决。虽有为国献身之烈士,以莫之能救”。认为每个生命都应该有“抵抗力”,他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自政治言之:对外而无抵抗力,必为异族所兼并。……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独秀面对帝国主义表面标榜“公理战胜强权”而实际只关心本国利益的失望,愤然写了一篇《揭开假面》的随感录。在《两个和会都无用》中又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本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他认识到这些“分赃会议”不过是几个披着政治家、外交家华服的强盗在“关门弄鬼”贻害人类。鲁迅以其犀利的口吻批评国人在狼面前成为羊、在羊面前成为狼的特性的同时,要求国人在狼面前也应该做敢于反抗与厮杀的恶狼-胡适则痛心地悲叹“我堂堂中华为何如此一蹶不振”。这些言说中都蕴含着处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列强的强烈愤懑,矛头都是直指西方的侵略者们,亡国灭种的忧虑成为“五四”时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忧虑,他们都认识到,如果中国不能迅速强大起来,就会永远地处在被人宰割的、被殖民的卑屈境地。
分享:
 
更多关于““五四”时期翻译活动与反殖民意识”的相关文章
    分享:
     
    精彩图文
    关键字
    支持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刊社管理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中图分类法 | RSS 2.0订阅 | EMS快递查询
    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