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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阿Q


□ 李祖德

  内容提要:1956年当代文学批评界关于阿Q形象的争论是十七年文学“农民”话语的一例典型个案。相关争论涉及到“典型性”、“阶级性”等文艺理论问题,也反映了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建构“农民”话语时所遭遇的困境、冲突和矛盾。本文以1956年的争论为中心回顾了1950年代关于阿Q的系列争论,并对这一个案进行知识考古学的解读和分析,以考察十七年文学建构“农民”话语的文学环境、话语规则和历史条件。
  
  一、阿Q与“农民”话语
  
  在“十七年”当代文学中,由于农村题材的兴盛,有关“农民”、“农村”的叙事话语,毫无疑问成为最为普遍的一种话语类型。这些叙事话语不仅存在于文学生产实践当中,还分布于国家文艺政策及指导思想和文艺理论批评等各个层面。国家文艺政策及指导思想、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学生产实践这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文学生产机制。农村题材的兴盛,一方面既是文学生产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文艺政策及指导思想引导和规约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关于“农民形象”、“社会主义新人”、“农村生活”、“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等题材的叙事话语在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中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话语结构,可以说是构成了“十七年”文学中特有的“农民”话语。尤其是文艺理论与批评界,作为国家文艺政策及指导思想和文学生产实践之间的调适者,它关于文学文本中的农民形象及农村叙事的批评与论争,既表征着国家文艺政策及指导思想和文学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表征着“农民”话语结构内部的富有张力和矛盾的话语交往关系。
  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富有精神意味和艺术魅力的一个文学意象,阿Q形象自鲁迅小说中诞生以来,一直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文本和语境中,对阿Q的阐释和解读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说,《阿Q正传》和阿Q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中“农民”话语的一个“元文本”和经典案例。
  不同的时代对阿Q和《阿Q正传》的不同阐释,体现了中国新文学“农民”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在1956年,随着文艺理论批评界关于“典型”和“典型性”等问题的讨论的展开,当代文学批评界关于阿Q也有过一次较为集中的争论。应该说,1956年的相关争论是文艺理论问题争论的一个副产品,而且也是针对阿Q这一已经被经典化和历史化了的文学形象的争论,但是,这种“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也已经成为“十七年”文学建构“农民”话语的重要形式。也就是说,对阿Q及《阿Q正传》的阐释与批评一话语的再生产,同样也已经成为“十七年”文学“农民”话语的重要构成。那么,在1950年代尤其是1956年的相关争论中,究竟包含着哪些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因素?这正是我们对这一文学史事件进行知识考古和话语分析的置问。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对阿Q这一经典文学形象和文学史现象的批评与争论在“十七年”文学“农民”话语结构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相关的争论在这一话语结构中又有什么意义、作用和功能?
  尤其是1956年的相关争论,可以说是“十七年”文学建构“农民”话语的一例典型个案。历史地看,困扰和吸引着这些阐释的,一方面确实源于阿Q这一文学意象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同时代的特殊文学话语规则、文学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从阿Q这一文学意象本身来说,它确实包含着“典型”、“典型性”等重要的理论问题,相关的争论显示出文学现象和文艺理论批评之间的“反映/表现”和“描述/概括”的关系。但从相关争论来看,理论的争论恰恰是一个“历史问题”,或者说是知识、理论自身的一个“历史问题”。从1950年代相关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争论的各方关于阿Q新的阐释体现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的话语规则对“农民”、“国民”、“国民性”、“革命”、“阶级”和“革命”这些现代问题的特殊要求、想象、理解和阐释。
  另一方面,从争论本身的背景和历史条件来看,1950年代关于阿Q的争论所倚靠的正是新的指导思想、文化和文学环境以及社会条件。正如周扬所说,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是“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体,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换言之,对于“工农兵”尤其是“农民”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必须在文学艺术中得到确认和证明。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在1950年代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从土地关系到农村社会结构再到社会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如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弥合现实的矛盾,也成为农村题材以及“农民”话语兴盛的社会根源。这些背景因素和历史条件可以说明,在新的文化、美学、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中,对“农民”这一社会历史“主体”如何想象,如何书写以及如何评价,都潜在地影响甚至控制着对阿Q典型性的讨论。
  基于特殊的文学语境和社会历史条件,本文回顾了1950年代关于阿Q的系列争论,并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考察了作为现代文学经典形象的阿Q在“十七年”文学的“农民”话语结构之中的意义和功能。从相关的批评与争论中,我们可以看阿Q争论是怎样在话语规则的规约之下不断展开的,它们又是如何与话语规则展开复杂的话语交往和话语实践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农民”叙事话语在建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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