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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激的洞见


□ 杨燕迪

偏激的洞见
杨燕迪

作曲家的言论文字,历来是音乐思考的重要资源。尽管作曲家对音乐的思索,最直接的表达是见诸乐谱(即音乐本身),而不是语言文字,但由于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最通用的媒介,作曲家对音乐的见解必然留存在他们的语言性表达中。即便作曲家没有机会或没有愿望做出完整的思想表述,他们的书信、笔记、日记等私人笔录还是会流露诸多有关音乐的思索和见解。例如,莫扎特的书信(特别是与其父亲的来往通信)和贝多芬的谈话簿(因其失聪,在与他人谈话时,需将谈话内容写在笔记簿上),就为后人留下了认识这两位重要作曲家音乐思想的宝贵原始资料。毕竟,作曲家作为音乐作品创造的具体实施者,如果没有思想的支撑,其创作其实无从谈起。
进入近现代以来,更有相当一批作曲家在谱写音符之外,通过或条理或散漫的言论或文字表述,努力向公众澄清、解释和说明自己的音乐立意、艺术企图、美学抱负乃至文化创见和社会/政治理想。如列出清单,自十九世纪初叶以降,很多重要的西方作曲家都会榜上有名,诸如韦伯、舒曼、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德彪西、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凯奇、梅西安、布列兹、施托克豪森等等。作曲家提笔为自己的艺术立场辩护,或从理论上为音乐事业正名,这种现象虽然自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早期的蒙特威尔第之后就开始出现,但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传统与常规,却是浪漫主义思潮兴起之后。显然,这是音乐的“自律”地位得到确立、作曲家的独立艺术家身份得到承认之后的“现代性”后果之一。貌似悖谬,正是由于音乐的自律和作曲家的自立,带来了音乐和作曲家在社会、文化和生活中的重新定位。作曲家作为音乐艺术向前推进的主导者,由此必然感到,除了用音乐本身这样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述自己的艺术理念之外,面对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对音乐往往并不“在行”的公众群体,似乎有必要用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性媒介,来阐述和传达自己的思想与见解。于是,作曲家的言论文字和由这些言论文字所承载的思想,就成为他们音乐创作的必要补充,有时甚至是他们作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本属私密性的个人倾吐,还是旨在公开发表的正规著述,梳理和研读这些作曲家的言论文字,其重要性可能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作曲家直接亲历创作活动,其间必然面对音乐艺术的诸多难题,他们的所思所想,尽管可能出于个人视角而偏于主观,或因论证不周而表述欠妥,但往往因其真切和鲜活而切中本质,击中要害。故此,他们的言论和文字就成为音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如音乐的本质、功能、价值、形式、内容、结构、表现、创作、表演、接受等一系列重大的音乐美学问题范畴中,作曲家的贡献不可或缺,甚至举足轻重。其二,作为理解作曲家创作过程和作品结晶的思想支撑,作为理解作曲家所处时代艺术观念和音乐思潮的真凭实据,作曲家的言论文字是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尽管——作曲家的“言行”并不见得完全“一致”,需要后人做出批判性的鉴别与决断。
而在这些作曲家的言论表述中,“大作曲家”的文字著述又最值得重视和研究。既为“大”,其作品的地位和价值的重要性已得公认,其作品之外的言论文字当然也引人瞩目。纵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音乐史,最重要的“大作曲家”称号,已被“加封”给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和巴托克三人,对此应该说不存在什么异议。总体而言,他们的音乐创作得到了高度重视。相应,他们音乐思想也受到高度关注。
似乎与这三位作曲大师的重要历史地位相适应,他们三人除创作了相当数量的经典音乐作品之外,也都留下了堪称“经典”的音乐文论——勋伯格主要是技术理论书籍和大量文章散论,巴托克主要是各类有关东欧诸民族的民间音乐研究论文。而斯特拉文斯基,在其成熟中年(一九三九)在哈佛大学发表了系统阐述自己音乐美学理念的著名演讲——《音乐诗学六讲》。
这是一部不可忽略的音乐美学名著。虽篇幅不长,但地位显赫。这不仅是由于斯氏本人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该书一般被看做是“形式主义美学”在二十世纪音乐中的典型代表。同时,由于斯氏的论点和表述带有他特有的尖锐性和极端性,所以直至今日,书中思想仍不断激起后续回响,引发后人争议。
汉语世界中,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先辈学人开始注意斯氏这本名著。台湾音乐界的领军人物许常惠先生,于一九六五年推出了此书的第一个汉译本,但译笔较为粗糙,而且出于明显的外在原因,这个译本在中国大陆基本没有产生学术性影响。一九九二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刊登了金兆钧和金丽钧的节译本。但毕竟,对于这样一本重要西方音乐美学著作,仅仅是节译,就完整理解斯氏思想而言,显然不足。
眼前的这个《音乐诗学六讲》全译本,在中文世界中(特别针对大陆读者)弥补了上述缺憾。此书相对集中地反映了斯氏这位作曲家的音乐观念和艺术理念。尽管(如所有明眼人都能看出),它的表述较为随意,架构较为松散,章节和段落之间的连续性也没有周密的安排。这不仅因为此书的底本是公众讲座的演讲稿,也由于作者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学者理论家,而是一个率性所致的音乐艺术家。虽然全书涉及了一些音乐思想和音乐美学的根本性命题,但并未刻意求全——作者选择的课题,局限在他自认有能力触及或他自己感兴趣的范围内。实际上,作者在全书的一开始就点明,所谓“诗学”(poetics),并不是泛指学理性的体系构思,而是特指切实的制作(making)技艺。因而,斯氏在此书中所着力论述的,其实是他切身亲历音乐生产、制作和创造过程的实际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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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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