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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两西湖


□ 李元洛

  湖南长沙人,一九三七年生于河南洛阳一九六○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粉笔灰纷纷扬扬,落湿了无数中学与大学的讲台,蓝墨水潺潺汩汨,灌溉了无数稿纸的田亩现为研究员,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已出版《诗美学》等诗学著作十种,散文集《唐诗之旅》《宋词之旅》等八种。
  
  芸芸众生赞颂世间绝美的事物,往往美之日“只可有一,不可有二”,诗如崔颢之《黄鹤楼》,景如杭州的西湖。天下以“西湖”命名之湖虽有三十六个之多,然而杭州西湖可谓领袖群伦,即使同时也别名为西湖的北京颐和园内的昆明湖和山东济南市内的大明湖,也不免要逊让三分。但也不尽然,古籍中早就有“大中国西湖三十六,惟惠州足并杭州”之说,而南宋诗人杨万里来游惠州。在《游丰湖》中也说“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苏轼曾知颍州(今安徽阜阳),颍州西湖虽然秀色可餐,但后来却未能脱颖而出,而广东省惠州市的西湖呢,看来是早就与杭州西湖一较风光与人文之胜而二美并具的了。
  论面积,惠州城西北之西湖南北纵长六公里,东西横宽四公里,由丰湖、鳄湖、平湖、菱湖与南湖五湖结盟而成,水面约为二十四平方公里,有比杭州西湖更慷慨的水影波光;说名山,杭州西湖中有“梅妻鹤子”林和靖的孤山,无独有偶,惠州西湖有山也以孤山为名;谈堤岸,杭州西湖有苏堤,惠州西湖中有一段长堤也冠以苏姓;赏古塔,杭州西湖有雷峰夕照,惠州西湖有泗洲朝日;按地理,杭州西湖近听钱塘江潮与东海海浪,惠州西湖也近闻东江波涌和南海涛声;评风情与格调,它们都是西子美人,风华绝代。清代康熙时惠州知府王瑛别具慧眼,他说:“杭湖吴宫之西子也,惠湖苎萝之西子也。”言之不足,雍正初年惠州知府吴骞继之以诗:“西湖西子比相当。浓抹杭州惠淡妆。惠是苎萝村里质,杭教歌舞媚君王。”杭州,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五代+国时期钱镠称王时建都于此,偏安的南宋称之为临安。杭州西湖确实曾是帝王将相歌舞升平之地。才子佳人流连风月之场,而惠州西湖因为僻处南方之南。蓬鬓荆钗,自然仍葆有一份质朴清幽的风韵。不过,惠州西湖与杭州西湖之并称天下。除了种种近似的自然景观之外,更是因为它们共有一个与湖山同在的重要人文景观:杭州西湖因苏轼两次莅临多回咏唱而芳名远播,而惠州西湖“标名亦自东坡公”,前人之述已经指出湖以人传了。苏轼前后任杭州通判与太守,分别均为三年,以戴罪之身远谪惠州也历时三载;更为引人回首与回味的是,苏轼的爱妾,以今日的语言是爱人或夫人朝云,她生于杭州西湖,竟然卒于惠州西湖。生死两西湖,这是千万中难逢其一的巧合,还是冥冥中难以预测的天意?
  杭州西湖,我是去游访过许多回的了,苏轼曾经流放过的湖北黄州与海南岛的儋州,我也曾经前去凭吊。“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中特意标举的惠州呢?安葬过他心中的美神朝云的惠州西湖呢?我却迟迟无缘一访。直至两年前的一个夏日,任教台湾佛光大学文学院的友人黄维粱君暑假归来,邀适逢南游的我偕行作惠州之游,朝阳初上时我们从深圳驱车出发,才得一偿多年的夙愿。
  唐宋时期,惠州一带当然还是南蛮之区、瘴疠之地、流入之乡,远在中原的文明之外。唐代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往离惠州不远的潮州,他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就曾望潮兴叹:“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他是把贬谪之地当成鬼门关了。惠州何尝不是如此?元祜八年(一○九三)九月,否定变法新政而垂帘听政长达八年之久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心胸偏狭沉湎酒色的宋哲宗终于上台亲政。他以久受压抑的报复心理全面恢复神宗新法,他所重用的宰相章悼原是苏轼的老友,但此人本来生性刚愎刻薄。何况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更何况卷土重来的新党人物已经毫无王安石忧时拯世的革新精神,只有为巩固权位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无情打击。因此苏轼被列入他们痛下杀手的黑名单。他是哲宗亲政前有多年经筵之旧的老师,此时师生之谊也荡然无存。政局重新洗牌,苏轼马上被逐出权力中心。当年即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的身份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次年即绍圣元年四月,被取消双学士称号、礼部尚书名义以及定州知州职务,以左朝奉郎身份任英州(令广东英德)知州,降为正六品上。不久,又被降为左丞议郎知英州,正六品下,随后第三道诏令下达:“诏苏轼合叙复日不得与叙。”即不得平反与升迁。苏轼刚走到安徽当涂,第四道诏令接踵而至:撤销左承议郎身份,由英州知州降为宁远军(今广西容县)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昔居庙堂之高,今处江湖之远,职位一降再降,贬所越贬越远,苏轼当日被仁宗许为宰相之才,现在实际上已是一名毫无权力而被管制的罪人,如同绩优股被贬为垃圾股。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立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铁训。所以贬谪岭南就是当时从快从重的最严酷的刑罚,而苏轼不幸竟成了远谪南荒的第一人。惠州其时乃弹丸之地、蛮荒之乡,苏轼在给弟弟子由的信中,就曾记叙“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他不敢与在职的官员争买,只能购其脊骨,“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鳌”,如此如此,其他可想而知。然而,时近千年之后我们驱车来时,蕞尔荒城已然成了通都大邑,如同山野蓬门已然发达为富贵之家,只见城内马路四通八达,高楼踵接肩摩。各种品牌与型号的时尚汽车如过江之鲫。而包括川菜在内的餐馆酒楼的各色店招更是都市中不会缺席的亮丽风景。如果苏轼能够旧地重来,他就可以告别那寒碜的“羊脊”,众多美味足可以让他这位美食家大怏朵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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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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