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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


□ 傅 谨

  刘晓真的硕士论文以山东商河鼓子秧歌为题,研究鼓子秧歌晚近几十年传承与变迁的历程以及出现的问题。她有一个很独到的发现:就在鼓子秧歌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内各种舞蹈与民间艺术大赛中频频获奖,而整个社会的文化艺术活动也因为这些民间艺术的加入而愈显繁荣的同时,在那些最能代表商河地区鼓子秧歌表演水平的村庄,人们跳秧歌的热情却在下降。那些被频频邀请参加各种民间艺术大赛,经常获得各种荣誉,并且有机会在各类庙会和企业庆典之类的活动中从事有偿表演的村庄秧歌队,似乎不再拥有从前每逢正月十五串村走户表演的“心气”,或者说,他们跳秧歌的动力,渐渐离开了正月时节在自己的村庄以及邻村之间营造一种热闹气氛的自娱自乐的需求,变得更趋近于以“民间艺术”的身份获取实际的经济利益。刘晓真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鼓子秧歌仍然存在并且愈显红火,然而商河鼓子秧歌的文化功能,已经悄悄地发生了“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的重要变化。
  如果要深究这一变化的语境就会发现,即使是秧歌队开始意识到要获取经济回报这样简单的事实,其原因也远远不止于人们经济意识的觉醒。其实中国社会随处都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现象,而正是这许许多多人们习焉不察的变化,比起接踵而起的高楼、林立的工厂以及家用电器乃至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更深刻地记录着我们生活的变化。
  在这样的变化背后,有一个因素是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的,那就是“民间艺术”这个特定词汇的出现,以及对民间艺术的重视与发掘。中国的民间有太多的艺术活动或者包含了艺术内涵的活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大量经过发掘整理与改编的“民间艺术”,进入国家组织的文化艺术活动中,成为政府主导的“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民间艺术并不是今天才受到人们关注,早在汉代(一说始于秦王朝期间),中央政府设立“乐府”以“采风”,其主要功能就在于收集民间歌谣。乐府之所以关注民间歌谣,主要只是偏重于通过这些歌谣察知民情,它恐怕并不承担整理、改编民间歌谣以“繁荣文化艺术事业”的功能。严格地说,民间艺术活动真正大规模地受主流文化人的关注,要迟至二十世纪,前有一九一八年以后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对民歌民谣以及民俗的搜集研究,继有如三十年代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中搜集整理的《定县秧歌选》(此秧歌非彼秧歌,定县秧歌是戏剧,山东的鼓子秧歌是舞蹈)之类文献,更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要推五十至六十年代。一九五二年前后、一九五六年至五七年上半年,以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初,分别有过三波全国性的发掘整理民间艺术文化遗产的群众性运动,根据文化部的指令,各地都派出相当数量的文化干部,负责记录与整理民间艺术,它们包括戏剧、曲艺、民歌、舞蹈等等。因此,要说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是有史以来对民间艺术最为重视的年代,是有坚实的历史材料为依据的。然而,同样是对民间的关注,立场、方法与态度却有所不同。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采风”这个词又一次在很多场合被使用着,直到现在,有关部门仍然会不时组织一些作家、诗人或者画家去各地“采风”。虽然我本人在农村从事民间戏剧的田野考察时也经常被人们戏称之为“采风”,但是,我坚持认为自己从事田野考察并不是去“采风”,更直接地说,我很讨厌“采风”这样的称谓——除了由于这个称呼多少有点与“官商”相类似的“官学”的口气,似乎我是以“官”的名义去体察“民”风“民”情(当然也有朋友提醒我,所谓“田野”考察的称呼也很不妥),还包括另外的意思。这意思就涉及到从事田野考察的目的,研究民间艺术的目的。我之所以拒绝“采风”这个称呼,是由于我觉得我并不是去那里“采”些什么,我不是像蜜蜂采集蜂蜜那样去民间“采集”我们所需要的养料,当然我也不是为了创作而去“深入生活”,那倒是和“采风”的含意很贴切。
  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政府派往基层发掘与研究民间艺术的专家们,恰恰是抱着典型的“采风”的态度走向民间的。现在的中年人青少年时代都曾经大量接触与欣赏源于藏族、蒙古族、苗族或维吾尔族民间艺术的风格独特的音乐舞蹈表演,当时出现的一大批少数民族题材与风格的音乐舞蹈,就是“采风”的硕果。诸多少数民族的艺术之所以受到特别的注意,是由于相对于汉族这个主体而言它们是文化上的“民间”,按照同样的文化逻辑,五十年代汉族地区流传的民歌(包括牧歌、山歌和田歌等)和民间舞蹈等等,也由于经历同样的“采风”,因之成为构成那个特别重视“民间”的时代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说这些作品是“采风”的硕果的理由,不仅由于五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少数民族歌舞充分利用了对于汉族人而言相对比较陌生的、以前在中国艺术这个整体中处于边缘地位的非汉族艺术元素,使它们突显出前所未有的“民间性”,而且更因为这些音乐舞蹈作品均经过艺术家们的整理、加工和“提高”。也就是说,这些由于非汉族而被定义为“民间”的音乐舞蹈并不是原封不动地被搬到以汉族为主体的世界中来的,当局也不鼓励搜集整理者将它们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它们既需要根据在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和艺术观念以进行甄别,还需要对它们加以必要的改造,使之能够与主流社会的艺术话语相融会。这期间各种“民间”艺术所受的改造是双重的。除了“官府”的改造——大量的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诉求的政治话语被嵌入到“民间”艺术中,这些“民间艺术”还被施以“专业化”的也即学院式的改造。在这里,“民间”一词同时成为“官方”和“学院”两个实体的相对物。我们现在称之为“民族音乐”(尤其是声乐界所谓的“民族唱法”)和“民族舞蹈”的那些本源于民间的艺术,就是经历这样的双重改造并且被定型化之后留下的身份可疑的所谓“民间艺术”,“采风”一词的风行,最典型地显示出分别源于“官方”和“学院”的两股掌握着话语霸权的力量的合谋,经由对民间艺术“采风”式的发掘、整理,它们一同完成了使“民间”的艺术得以有机地嵌入主流社会之中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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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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