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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塑造者


□ 孙 毅

  加尔文一五○九年出生于法国的诺瓦永,曾受过极好的人文教育,一五三四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由于卷入巴黎的宗教改革事件遭到当时政府的通缉,于一五三五年流亡国外并终身成为一个流亡者。一五三六年由于出版《基督教要义》(以下简称《要义》)而成名。一五三七年第一次受聘日内瓦协助宗教改革失败而遭驱逐。一五四一年第二次受聘日内瓦,成为日内瓦教会的牧师,直到一五六四年去世。今年正好是加尔文诞辰五百周年。
  加尔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某些加尔文专家看来,单纯地用“神学家”来描述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今天的神学家既是教会中被边缘化的人物,也是学术及社会思想领域中无足轻重的人。加尔文显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神学家。作为第二代的宗教改革家,他对基督新教基本教义的理解及系统概括,成为新教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改革宗教会——的教义核心,而这个宗派对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并非仅仅属于教会,而在多个方面塑造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态。
  我们要了解他的思想,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他的《基督教要义》。虽然加尔文著述繁多,但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要义》;多卷《圣经注释》;多卷《圣经讲章》;多卷其他著述。《要义》由于被看做是他神学思想的系统阐述,因而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加尔文投身于宗教改革与他后来到巴黎接触并加入到一个人文学者构成的小圈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意义上的“人文学者”基本上还是忠于其宗教信仰的具有信徒身份的学者。因此这个小圈子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科布当时可以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的校牧(也可以译为校长)。一五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科布在其就职讲演中,表达了对路德在德国推动宗教改革的认可,以及在法国鼓动宗教改革的勇气,这使法国政府对法国境内的宗教改革施行了严厉限制的举措。科布与加尔文都不得不逃离巴黎,四处躲藏。加尔文乃是由于被认为与科布的讲演稿有关联而被牵涉其中的。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即一五三四年他还在法国时,加尔文写作了《要义》这本著作的第一版手稿(《要义》英译本,F. L. Battles译,英译者导言第一节)。
  不过,一五三四年十月十八日发生的标语事件,即在大街上、公共建筑物甚至皇宫里出现了反对天主教的传单,使法国国王开始对改革派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不少人被捕并被施予火刑,其中包括加尔文的一些朋友。于是加尔文在一五三五年一月逃离法国到了巴塞尔,试图在那里找到一个可以安静研究的地方。到达巴塞尔后,加尔文开始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本书的写作上,直到八月二十三日完成这部著作。
  这期间的写作背景,有两件事情值得提一下,因为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加尔文对这本书的写作,帮助我们了解他写作这本书的动机。一个是这年的二月加尔文记录下来的一份政府报告,指控被政府所通缉的宗教改革者都是“重洗派以及试图推翻政府的人”。按照他在二十二年后所写的《诗篇注释》序言中的回忆,他如此地描述了当时的处境:“当我隐居于巴塞尔时,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情况下,有许多忠心与圣洁的人却在法国被烧死。”据说当时法国有一种可以摇摆的火刑架,使死囚缓慢地被烤死。但最让加尔文无法忍受的是心灵而不是身体受苦所遭到的屈辱:“一些邪恶与欺骗的传单,声称没有人被处此极刑,被烧死的都是重洗派与叛乱分子。”作为一位法学者,他怒斥“法庭的措施是何等无耻”,并且立誓说:“我当时就看见,除非我尽一切的方法来反抗他们,否则我的沉默将使我无法逃脱懦弱与奸诈的罪名。”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五三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写完这本书的序言——给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信。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二是当时法国的红衣主教杜普拉(Cardinal Duprat)在那年七月去世后,法国政府正式邀请了墨兰顿(Melanchthon)和布塞尔(Bucer)两位宗教改革家来巴黎做宗教改革的顾问,并重开了两年前开始却一度中断了的与路德宗的会谈。但与宗教改革者的合作与会谈于一五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宣告终止。而对于法国的宗教改革者来说,他们极度盼望法国政府能够有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宗教政策。这个背景使加尔文的这本书同时具有向当权者申明宗教改革之基本信念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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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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