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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灵的对话


□ 许 结

  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诗论家黄子云于《野鸿诗的》中说:“诗犹一太极也,阴阳万物于此而生生,变化无穷焉”,其领悟诗心之自然灵妙如此。一百年后,德国诗坛泰斗歌德合观中国诗歌与法国诗人贝朗瑞的作品后情思充盈地感喟道:“我愈来愈相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可见诗的魔力已在诗人心中架起贯通欧、亚大陆的桥梁。歌德之 后,法国著名诗人吉约姆·阿波利奈尔对作为人类共有财富的诗艺有更深的理解“这种财富虽然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它是这个民族和这个环境的表现”。这一观点如其说是对歌德思想的推阐,毋宁说是法国诗人对中、法诗歌交流的回味、思索。因为早于歌德一个世纪的法国传教士叩开东方古国神秘大门时,中国古典诗歌这一人类奇妙的艺术已引起了法国诗灵的振荡。由此肇端迄今历时二百余年的法国汉诗研究,始终以“人类共同财产”的心胸和对汉诗所表现之“民族环境”的孜孜探求,而显其审美价值的。近读钱林森先生编译的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的论文集《牧女与蚕娘》,正以其慧心与史识向读者展示了中、法文化交流过程中漫长但却不乏精采的诗灵对语。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民族文学之精髓是诗歌艺术。汉诗创造,“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以收“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严羽《沧浪诗话》)的美感效应,故对此高妙玄远之艺术的理解,东、西方学者因时空的距离必然存在思想上的隔膜。而试图打破这层隔膜,以诗人之心体味诗人之意,形成一种心灵的交互,正是《牧》书向我们介绍法国人探究中国古诗奥奇的可贵尝试。法国汉学界第一位出版研究中国诗人专论《嵇康的生平和创作》的侯思孟(D·Halzman)于《牧女与蚕娘序》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对待中国古诗“试图用‘科学’办法处理”“是徒劳的”。因此,他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心,沉潜于汉诗的翻译和研究,为《牧》书所选的《论阮籍二题》文,正其从“诗歌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契入,对阮籍《咏怀》诗中内含“追求长生”与“神秘主义”之心态的昭示。这种诗灵的感荡作用,在被法国汉学界誉为“我们的光芒”的保尔·戴密微(P·Demieville)对汉诗的研究中尤为显著。他的《中国古诗选·导言》(译者更名为《中国古诗概论》)对中国诗史之发展作纵向研究后品鉴诗歌之自然美时指出:“近三千年来,一个最平凡而又最灵敏的民族能够用这种诗歌来沟通情感,她把这种诗歌看成是自己智慧的最高表现。她依靠这些诗歌营养而获得新生;她在诗中寻找鼓励和慰藉,追求一种近于酒醉,中魔或狂喜似的心摇神荡的境界。”(第62页)戴密微所感受到的如痴如迷、如醉如狂的境界,岂不正是来自中国诗人“静言深溪里,长啸高山头”(王维)的宁静之心、旷放之情,且与中国诗论家“妙造自然,伊谁与裁”(司空图)的精神冥符默契。可以说,戴密微是沉醉在中国古诗的幽深智慧,才能从诗歌的题材、词句和成千上万的意象中“发现中国浩瀚无垠的疆土,与人类相适应的宇宙,以及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超越语言的低沉的回响”,并在“一个一切都是宁静、纯朴、悠逸的世界里发现自我”。(第63页)这个“自我”,无疑兼综了诗人和研究者的双重情愫,而使诗灵于交互中一体凸现。如果说前引戴密微的观点是对中国诗歌审美世界的总括之论,那么,《牧》书中收录了他的另外两篇专论《禅与中国诗歌》、《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山岳》,则是这种理论观念的具体阐发。前一篇文章是通过对中国佛教中的诗歌和诗歌中的佛教之互解,以明辨“禅”在汉诗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日本诗歌唯美思潮的影响。后一篇文章标举中国诗歌创作中“山”的意象,以发扬中国古人“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刘勰)的审美感受;同时又经过对众作家复杂心态、众作品多层趣味的开掘,揭示了中国文学之“游”的精神与“眩”的主题。法国学者研究汉诗能不拘抽象概念的诠释,而作深层义理的发明,确有“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刘禹锡)之功。《牧》书选录的吴德明(YvesHervouet)《李商隐诗歌中的短题诗》,文中倡言“把李商隐研究从自古到今评论家的拘谨与偏见中解放出来”,“然后,从诗作本身发现其象征意义或深一层意义”(第347页),显然是带有极强之审美体验的感悟之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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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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