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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遗产的原生形态与文化地图


□ 彭兆荣 李春霞

  内容提要 遗产作为人类的遗存形态和表述形式可以指喻一种特殊的“文化地图”,它不仅引导人们进入遗产的内在领域,也表现出每一个遗产“独一无二”的价值。在当今“遗产热”的语境中,遗产的原生形貌与它被认知、被表述之间经常出现差异。许多次生性因素在诸如政治话语、利益分配、行政管理等的作用下被附加上去,对此需要细致的辨析。对遗产的原生形态和文化地图的研究应该成为我国保护遗产战略的重要部分。
  关键词 遗产 原生形态文化地图
  
  一、遗产的原—次生关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遗产的分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界定如下:(见下页图表)
  毫无疑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公权力”机构,由它主导、规范、界定遗产具有“宪章”(Charter)的意义。虽然“世界遗产”这一概念已经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然而,它在现代语境下的使用却相对晚近,其主旨的表述和解释存在差异,形成诸多类型。现代社会在对待和处理遗产的过程中越来越趋向于从立法角度进行,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对遗产的认识和界定,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以立法的精神和手段去认识、看待、处理遗产必定会受到“功利性”的困扰,在很大程度上会遮蔽遗产本身丰富的内涵和诠释空间。
  在遗产“价值膨胀”的今天,对遗产的界定、认识和解释或多或少地笼罩了时代、政治、权力的“阴影”,使遗产本身附丽了大量的“次生因素”,成为所谓的“创造性遗产”(creating the heritage)。具体地说,由于当代大规模的遗产造势运动,遗产累叠了许多与其“原生因素”不相干、甚至不相容的东西,成为具有公共价值的“品牌”。造成这种情状的始作俑者是“权力话语”。由于当代社会对遗产的界定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明确的利益相关性,使其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为利益关系的平衡物,甚至牺牲品。全球化对遗产重视的热潮改变了遗产原本持存的状态和行进方向,大规模的旅游活动成为遗产的另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与此同时,行政管理把遗产变成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并对其进行分配、管理和利用。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强调对遗产主体性的真正尊重和适度分享,对遗产原生形态的正确认识和充分理解。如果这一点没有把握好,遗产的命运和后果无法不令人担忧。
  在现实社会以及实际操作中,遗产的“能指”与“所指”会出现相互分离的现象。这种现象有两种表现方式:1.遗产本身是一个包容了巨大表述符号和意义的遗存物。经
  历了长时段的传承过程,其物质形态(“能指”)与所表现出的概念、意义(“所指”)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类型更是如此。换言之,有些遗产符号在原生形态中所表现出来的意义与后续的历史演变形态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奥林匹克运动会便是一个例子。作为一项遗产,奥林匹克竞技节日(the Olympic festival)是盛大的体育竞技活动,但它的形成史却鲜为人知。其实,奥林匹克体育竞技活动起源于丧葬仪式。在古希腊,有四大代表性的竞技节日,分别是奥林匹克(the Olympic)、尼米亚(the Nemean)、科林斯地峡(the Isthmian)和皮西厄(the Pythian),它们依据古希腊的四个地名而得名,这些地方出现过神祇或大英雄的武功灵迹。然而,就是这四个古希腊最重要的节日仪典,都无例外地起源于丧葬仪式。丧葬仪式原本是生者对死者表示敬意和缅怀的方式。奥林匹克竞技节日传说是为了纪念庇罗甫斯(Pelops系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斯巴达的始祖,伯罗奔尼撒就源于这个名字)而创立的。庇罗甫斯在奥林匹亚有一神圣的属地,为了敬奉奥林匹亚的英雄,他一年一度举行以羊为牺牲的祭祀仪式。他死后葬在奥林匹亚,所有的伯罗奔尼撒的小伙子都将自己捆绑着来到他的墓前,以他们的血祭奠这位死去的英雄。这就是奥林匹克体育竞技活动的原始雏型。在世界各民族的节日仪典中,这并不是惟一的例子。弗雷泽曾令人信服地撷取了大量例子以说明许多民族的节日仪典都起源于对死者的哀悼仪式。奥林匹克体育竞技活动最初只是一个地方性的祭祀仪式活动而已。有关奥运会的规则和章程起源的神话传说还包含对抗国王、张扬神性方面的内容——或者说是与通过建构神圣时空来对抗城邦国家间的冲突有关。最学术化的版本是:公元前9—8世纪,希腊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城邦制奴隶社会逐渐形成,建立了二百多个城邦,城邦间战争不断。为了应付战争,各城邦都通过体育锻炼、军事训练培养士兵。战争促进了希腊体育运动的开展,但连续的战事使人民感到厌恶,普遍渴望能有和平的环境。后来,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签订了“神圣休战月”条约。同时,为使兵源具有高素质的体能,把竞技活动融于军事训练的活动逐步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演变为和平与友谊的运动会。对于获胜者的最高奖赏是一个橄榄树枝编织成的花环(桂冠)。由此可见,奥运会的原生形态是在不断累叠其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并通过仪式化而实现了意义的转化。奥运仪式以有竞技规则和范围的游戏性冲突取代战争,桂冠成为“最强”的象征符号。显然,奥运会的“所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原生形态完全不同了。2.从累叠作用的意义上,现代语境中的国家形态、政治权力、法律法规、行政管理、社会再生产、商业利益等必然使所谓的遗产从形式到内容发生巨变。原生状态已经处于“失语”状态,有时甚至连遗产的主体性都发生了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表述体,仿佛一件物品易手而成为“他人”的物品符号。遗产的主体,即遗产价值的创造者和“发明者”,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为代表遗产“发声”的主体,而经常处于对“自己的财产”丧失发言权的窘境。这里出现了“个体(部分)—集体(全体)”之间的认同与分离:一方面,遗产属于“集体”和“国家”的;另一方面,遗产又属于“个人性的”和“族群的”。当遗产被强行掺入他人话语时,越俎代庖便必然要发生。通常而言,“代言者”言之凿凿的理由和正当性来自民族—国家的权力和集体主义。这在当前的“遗产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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