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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如此悠久的传统


□ 庞冠群

  印象中,欧洲人是善于保护传统的,他们对于各种文化遗产总是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因此,如若被告知欧洲某地的某种象征物或仪式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的话,我多半是不会怀疑其真实性的。然而,霍布斯鲍姆与五位英美学者共同撰写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书抛出了一个令人有几分惊讶的论点:“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为论证这一观点,六位作者考察了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主要是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中建构传统的种种情形,并阐明了“被发明的传统”之历史功用。
  前两篇论文涉及英格兰的弱小姐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特性。这两个地区虽属英国,但皆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情,保持着文化上的独立性。苏格兰男子以穿着色彩绚丽的格子呢短褶裙、吹奏高亢的风笛为荣;威尔士人则将其丰富的民族音乐与诗歌视作传统文化的瑰宝。而实际上,苏格兰的传统服装、威尔士的民族文化遗产都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追溯性发明,或至少是虚构了某种历史连续性。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重点考察了克兰格子呢褶裙诞生的历程。其实,短褶裙是在一七○七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这一合并结束了苏格兰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之后才出现的,它是一名英格兰企业家为其苏格兰雇工设计的简便服装,而克兰格子呢褶裙则是更晚些的发明。以格子呢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首先是由格子呢制造商们编造出来的,尔后又从艾伦兄弟那里得到了“历史依据”。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艾伦兄弟,于一八四二年出版了他们精心伪造的十五世纪末的手稿——《苏格兰的衣橱》,其中描绘了苏格兰各家族的克兰格子呢。此书中精美的格子呢图案不仅保障了苏格兰格子呢制造业的繁荣,还为日后出版的许多种有关克兰格子呢的书籍所仿效。由此,已经消亡的苏格兰克兰体系被以服饰的形式重构,独特的高地服装也成为苏格兰的重要象征,借以表达对英格兰的抗议。
  如果说苏格兰是在缺乏独立传统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一个传统,那么威尔士人则靠虚构历史的连续性并制造伪传统来消除文化断裂的困扰,从而塑造出新的威尔士特性。根据普赖斯·摩根(Prys Morgan)的研究,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随着英格兰生活方式的传入,威尔士的风俗与生活方式迅速衰落,当地的文化“爱国者”们决意追寻并改造威尔士的历史,以复兴其文化传统。于是,原本被认为是文理不通、只有下层才使用的威尔士语逐渐成了“民族的丰碑”、未受污损的“天堂中的语言”。在职业吟游诗人阶层已经消亡之际,着迷于神话与历史的艾罗却发明出了众多“吟游诗人协会”,并将它们与复兴了的诗歌大会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民族文化的新传统。古老的威尔士音乐也随旧式的生活方式共同消失,但通过改编英格兰歌曲、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与本土音乐等手段将威尔士打造成了“音乐之乡”,并制造出其本土音乐传统悠久的神话。如果说复兴威尔士本土音乐是虚构了其历史连续性的话,那么设计威尔士妇女的民族服装、将模糊不清的人物马多转变成民族英雄、制造风景传说等做法则是明显的伪造传统。摩根认为,是威尔士民族的危机导致了制造神话与发明传统的运动,而这一运动也的确在民族进程的艰难时刻起到了重要的愈合功能。
  被发明的传统何以被接受、认同?应该说,浪漫主义的时代背景为苏格兰、威尔士发明传统提供了理想的氛围。摩根将其论文标题就定为《浪漫主义时期对威尔士历史的追寻》。一般认为,浪漫主义倡导挖掘历史遗产、弘扬传统,并把传统视作共同体认同的依据,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促使威尔士人迸发出对自身传统的兴趣,哪怕是虚构的传统。浪漫主义的氛围也造就了一个人们普遍迷恋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因此,艾罗等人的发明或伪造才有传播扩散的空间。对于苏格兰而言,正是因为浪漫主义运动崇拜高尚的原始人,认为他们面临着被文明毁灭的威胁,那些曾被视作懒散、野蛮的苏格兰高地人才会变得魅力十足。于是,英格兰化的苏格兰的贵族、绅士、律师、商人都偏爱新近发明的高地传统装束。
  不单只是不列颠的边缘地区发明传统,英格兰也不例外。与其他国家的元首相比,当代英国的君主总是被众多的仪式所包围。而每遇王室盛典,评论者们往往用“千年悠久传统的壮丽辉煌”、“一个历经数百年的盛大场面”之类的语句来表达赞美之意。大卫·卡纳迪恩(David Cannadine)通过研究一八二○至一九七七年间英国王室仪式的演变,揭示出现代形式的种种盛典其实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一九一四年间,英国君主制的公共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王室仪式被成功地改造,从笨拙可笑、缺乏魅力变得庄严华丽、引人注目。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发明仪式与传统的高潮。仪式上的攀比实际上也表达了国家间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奥地利,行使实权的国家领袖乃是盛大仪式的中心,而在英国,君主在真正的权威衰落之后却被提升为超越于政治纷争之上的民族领袖、帝国家长,被盛典、仪式所环绕。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卡纳迪恩认为,“是权力换来了声望”。十九世纪的前七十年间,英国君主行使着真正有效的政治权力,对当时的英国民众而言,王室的权威使君主制变得危险,又加上接连几代的王室成员都声名不佳,因此,王室仪式不可能成为取悦大众的庆典活动。而维多利亚从政治生活中隐退、很少行使有效的权力,这促成了君主制公共形象的转变。另外,一八七七年女王成为印度女皇,此后王室盛典同时也是帝国的庆典,它们要体现帝国的鼎盛与辉煌。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七七年这一时期,英国人可以骄傲地认为他们长于仪式,其王室盛典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从国际层面来看,英国在王室仪式方面先前的对手——德国、奥地利和俄国——都已经废弃了君主制,王室盛典的确变为英国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意义。内政的变化、战祸的折磨使得君主制变为动荡不安的年代中稳定性的象征,王室仪式主要传达的就是这种连续性与稳定性。而随着英国国际地位的严重衰落,与伟大往昔紧密相连的君主制仪式又能“缓和丧失世界强国地位的痛感”。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变迁的时代,王室盛典变成了唯独属于英国人的“千年传统”。王室礼仪的形式及其文化意义的演变,实际上折射出了大英帝国兴衰的历史,以及兴衰交替过程中民众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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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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