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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的历程


□ 简义明

返乡的历程
简义明

连续两年在台湾地区“金曲奖”中大放异彩的交工乐队,让早已被商业与音乐公式侵袭的台湾音乐创作保有些许的活力,虽然我清楚地知道,“交工”的意义并不在于获得多少奖项的肯定。更多清醒的、非锦上添花的对于交工音乐的理解与评说已经足够聚成台湾音乐评论史上最具能量的篇幅,但对于我这样一位非客家出身,又仅仅是业余的音乐听众来说,总觉得好像还有一些骨子里的精髓没有被提炼出来。
“乡土”,好熟悉的名词不是吗?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涵呢?我曾经不只一次让我班上的学生去试着写出他们对“乡土”这个概念的想象,得出的答案几乎都是把“乡土”化约为下面的图像:乡村、落后、老年人、悠闲、贫穷、稻田,与都市相对的存在。然后,我会进一步追问,“你认为自己有没有乡土?”这时,我得到的回应也是延续着上面的基调,乡村与都市成长的小孩就会壁垒分明地回答有和没有。我们不能责备年轻的一代认识有偏差,因为,大多数的我们也都是这么想的。换句话说,这样的思考逻辑会导致一个残酷的事实: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逻辑中(冠以现在流行的术语即是“全球化”),“乡土”被定格成过去,一个不会重返的时代,因此,多数的文学评论者也认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种传统写实风格的“乡土文学”只能被历史凭吊,无法承载现今社会的特质与复杂了。
然而,真的如此吗?“乡土”作为一种确立生活与生命主体的意义,究竟是已无话可说,无路可走?还是当前的人们太轻易绕过这关口了呢?
首先,我不认为“乡土”这概念已失去它的可再诠释性,这是因为“乡土”应该是个可以与时俱进的动态观念,那是一种人与土地非常微妙的依存关系,一个人的出生地或国族认同并不会先验地影响到他对“乡土”的认识权利与深浅意义,也就是说,作家也许自纽约、南京、香港、台北、宜兰出生,日后又因种种原因在其他城镇落脚,在这离开、迁徙的过程中,产生或执恋不同的民族与国家认同,这些那些排列组合而成的作家与乡土认同的种种可能与关系,在台湾这个经历过短时间内多次统治者进出的地方来说,有着最具张力的淋漓尽致的展现,这本来应该是我们这个岛屿的资产,但没想到如今却成为认同冲突之所在。
我的关怀在于,不管一个作家的创作文本中,他的生活视域锁定在哪里(比如林耀德的台北,或夏曼·蓝波安的海洋),或者另一种类型是经常的怀疑与漫游(如朱天心),今天所有的作家之文学高度与局限,都可以拿同一个标准去检测,那就是,他真的深刻地、细致地、反思地去梳理了他与生存世界的问题了吗?都市、小镇和乡村都可以是、可能是一个作家的乡土,纽约、香港、上海、台北、东港也都可以是、可能是一个作家的乡土,甚至于一个作家会有两个以上的乡土,这都是合情合理的生命样态。“认同”有其社会建构的因素作祟,但我们必须尊重其主体选择,如果我们认为怎样的“认同”才是可大可久的指向,那我们就不能马虎与粗暴地用“排除”的思维去解决争议,而是必须用一个细致的、漫长的、动人的说服过程去消融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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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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