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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可怜的人


□ 刘再复

  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最先把“可怜”二字送给孔子的是鲁迅。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
  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绝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且介亭杂文二集》)
  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一九八八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入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二十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
  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二十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最”字。我所定义的“最可怜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被任意宰割、任意定性、任意编排、任意驱使的人。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说: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头朝下站立,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对斯大林来说,这还不够。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斯大林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之后他可以随意揉捏。伯林很善于用意象表述思想,他的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知识分子的划分几乎影响全球。而这一“面团”意象,则最准确地定义和描述了世上最可怜的人(参见《以赛亚·伯林对话录》第二次谈话“现代政治的诞生”)。不错,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不幸,我们的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可怜这位“先师”,一会儿被捧杀,一会儿被扼杀,一会儿被追杀。揉来捏去,翻手为神,覆手为妖。时而是圣人,时而是罪人;时而是真君子,时而是“巧伪人”;时而是文曲星,时而是“落水狗”;时而是“王者师”,时而是“丧家犬”。“文革”“批林批孔”那阵子,只能直呼其名称他为“孔丘”,其态度相当于对待鲁迅笔下的“阿Q”。声音相近,地位也差不多。跟着孔夫子倒霉的是《论语》与儒学,“半部就可治天下”的《论语》,也像面团,一会儿被揉捏成“经典”,一会儿而被揉捏成“秕糠”(“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一会儿是“精神鸦片”,一会儿是“心灵鸡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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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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