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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沧桑话辛亥


文 侯硕平

十九世纪后期,随着文学革命、诗界革命的开展,传统的戏曲艺术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风云极大地影响了各地梨园,古老的中国戏曲由此而开始了其近代化历程。

投身救亡运动的革命者们非常重视戏曲开启民智的功能,比如陈独秀在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上,署名“三爱”发表的《论戏曲》云:“戏馆子者,社会之大课堂也;优伶者,大众之教师也”,“戏曲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家”。在民主革命思潮的冲击下,戏曲艺人也颇受影响,面对列强进逼、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时局,生活在社会底层、被视同娼、丐、皂隶的戏曲艺人们“位卑不忘忧国”,他们积极调动起自身的艺术才华,向社会发出反帝爱国的呼唤。《潘烈士投海》、《党人碑》、《明末遗恨》、《黑籍冤魂》等一批时装新戏出现于舞台。通过歌赞古今英雄寄寓反帝反封建意识。辛亥革命前夕,上海华界南北两市商务总分会商董邀请来华访问的美国实业团到上海新舞台看戏,潘月樵,夏氏兄弟和新舞台一班人,选定以《黑籍冤魂》一剧相款待。宣统二年8月19日(1910年9月22日)夜场开演。上戏后,演员们无不全身心投入,面对美国观众,以直观性、形象生动的戏曲表演,述说鸦片毒害,痛斥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鸦片的伤天害理行径,表明国人反帝爱国斗争的必要性与正义性。

与辛亥革命直接相关的一些重大事件也被编演成时事新戏。1912年7月,陆士谔编剧的连台本戏《鄂州血》表现武昌起义的全过程,吕月樵、赵如泉等饰演的革命领导人黄兴、孙中山和窃国大盗袁世凯都一齐登上了上海大舞台。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举国震惊。五日后,由孙玉声编剧,周信芳主演的《宋教仁遇害》公演于上海新舞台,强烈地激发起了人们讨袁、反袁的情绪。

西式的剧场理念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并首先落脚于上海这个华洋杂处之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近代上海第一家新式戏曲演剧场所——新舞台在南市十六铺老太平码头附近拔地而起。这是上海开明绅商姚伯欣、沈缦云、李平书、张逸槎等联合京剧界夏月恒、夏月珊、夏月润三兄弟和潘月樵等16人合股集资兴建而成,意在“改良传统戏曲,振兴华界市面”。其建筑型制,完全摆脱了旧茶园的格局,舞台作伸出式半月形,三面环临观众,台面甚宽敞,配备有旋转式舞台装置和两台彩画布景,改煤气灯为电灯照明,观众席为一律面向舞台的排椅,取消“案目”劳务制,实行售票制,观众凭票入场对号入座,取缔小贩入场叫卖、递手巾等陈风陋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初二,夏氏兄弟率老丹桂一班人入主新舞台,开锣迎客。正式开演前三天,举行全班大会,决定演职人员一律剪去辫子,并从此恢复真名实姓,不再使用艺名。

新舞台开业后,一批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文明戏创演团队和新进的演员王钟声、汪优游、欧阳予倩、沈冰血等先后前来搭班献艺,与新舞台的创演人员共同编演了新戏如《黑奴吁天录》、《潘烈士投海》、《明末遗恨》、《猛回头》、《血泪碑》、《新茶花》、《华伦夫人的职业》、《走麦城》、《黑籍冤魂》等,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王钟声、刘艺舟等同盟会员、革命剧人的加盟,直接影响着新舞台一班人的文化修养和思想境界,也为民族化话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有了新舞台的成功,上海和各地的旧式茶园竞相革新门楣,改建成一座座新式剧场。这种城市化商业性剧场的勃兴,革新了欣赏场所和观剧方式,使传统戏曲的生存形态从原始的宗教仪式、祭祀祈福、寺观祠庙的高台教化等活动中剥离出来,使戏剧的独立艺术品格与审美价值得到确认。

伴随舞台这种外在形式革新的同时,上海的诸多戏曲艺术在表演形式上也在谋求变革,其中京剧表现尤为突出。上海开埠后,昆、秦、徽、梆、汉、粤、绍、潮等多种地方戏曲同时汇集沪上,诸腔并奏,为彼此间的学习、借鉴提供了可能。京剧在不断吸收各地方戏曲、民间小曲、歌谣、歌舞、小戏、说唱型小戏等剧艺精粹的同时,其剧目系统、音乐体系、表演风格体系、剧辞组合形式以及舞台灯光美术设置等各方面都趋向于多元化、通俗化,显现出现代的都市气息与江南地方色彩。如,京剧在以皮簧为主要唱腔的基础上,吸收了老徽班中高拔子类的唱腔曲调,形成独具风格的“五音联弹”、“七音联弹”等新唱腔;在板式上,发展了【二簧碰板】、【顶板】等音乐形式,由此诞生了有别于京朝派的京剧海派音乐。在舞台艺术实践中,王鸿寿、夏月珊、周信芳等人根据表现剧情和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突破京剧固有的程式规范,创造出了南派红生、言论老生和大噪小生等新行当。冯子和在旦角的扮饰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创造,为梅兰芳等后起的表演艺术家所借鉴,对旦行艺术贴近审美时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编演新戏唤醒民众的同时,新舞台一班人,还直接投入辛亥革命的战斗,在光复上海的战役中,潘月樵担任上海伶界商团负责人,并被推为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总队长。他带领伶界商团、伶界救火会和南市警察队首战未胜,即组成一支以新舞台青壮年演员为主体的敢死队,夏月润率200名队员先由边门攻入打开大门,里应外合,攻克了清政府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堡垒,为辛亥革命在上海的胜利建立了功勋,孙中山特题“启导伶界,有功社会”的匾额以资嘉奖。

民国元年(1912年),经沪军都督批准,及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应准其开办”,上海伶界联合会正式建立,夏月珊被推选为会长。该会的日常工作为团结剧界伶人,统筹举办伶界的义演和福利事业,接办专供伶人子弟免费就读的榛苓小学,创办伶界养老院和梨园公墓。此后该会还创办了机关刊物《梨园公报》、华伶体育会、华伶足球队,以及戏剧图书馆等等,会务经费由会员的会费和义演筹集。

与此同时,田际云在北京创办正乐育化社,由谭鑫培、田际云分任正、副会长。西北、西南地区也先后成立有西安易俗社、川剧改良社、三庆会和成都的伶界保路同志会等。伶界组织的成立对当时的戏曲改革、消除陈规陋习、提高伶人地位、保护伶人的权益,以及促进各地戏曲的交流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由其组织的为赈灾、助饷、助学、助残病等举行的义演,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戏曲艺人们的整体形象得以改善,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由此看来,辛亥革命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意义,远不止于内容或形式的改变和丰富,它实际是为一种古老得趋于僵化的艺术注入了生机,使其得以在新的时代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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