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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和毛泽东、冯友兰


□ 张昌华

“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梁漱溟的书斋叫勉仁斋。
由此两端,聊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名流和贤达,甚而是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四十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宗旨,接纳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亲笔书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惮烦劳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让座,客人告辞,送之门外,还鞠躬揖别。“墚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九十一高龄。发言者大多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他发言15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谢绝。敬人者人恒敬之。
梁漱溟晚年回忆一生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部字典”的故事。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声令下,把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一场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劝阻了。”求情当然没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因为那书是跟随他多年的席潮杰的遗孀徐昌玉,为表惜别之情将席生前用的辞书送给他做纪念的,在他的心中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金钱,梁漱溟看得淡而又淡。
二十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月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丽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终觉感愧与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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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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