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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小男人”谈清代妇女


□ 李伯重

  1997年初,台湾文化人龙应台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啊,上海男人!》的文章。发表后,“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大丈夫”云云。此文随后在内地报刊上被广泛转载,引发了一场关于“上海小男人”的争论。这场争论中的代表性文章,后来收入了龙氏文集《我的不安》(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一书中。
  龙氏的文章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上海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较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妇女为高。如果仅就经济地位而言,所谓“上海小男人”现象,指的是在今天上海的许多家庭中,妻子不仅在收入方面与丈夫相差不大,而且往往掌握着家庭的财权。由于妻子执掌了财权,所以有的丈夫往往私设“小金库”,留些个人零花钱。虽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有,但远不及上海普遍,以致龙氏称:“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因此在许多外地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士中引起诧异,以致被标为一种“上海现象”。
  我不同意“上海小男人”的说法,但是也承认今日上海妇女在家庭中经济地位,即使比起许多欧美发达国家的妇女也毫不逊色。在传统家庭中是没有“夫妇平等”这一概念的,正如《红楼梦》中所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在现代社会中,夫妇平等乃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由此而言,今天上海妇女在家庭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乃是社会文明达到更高阶段的表现,因此应当值得上海人感到自豪。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上海现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首先,人们可能会认为上海妇女之所以在家庭中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是新中国成立后推行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政策的结果。这当然有道理,但是这些政策是面对全国的,而非仅只针对上海一地。然而在今天中国大多数地方,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与上海的情况相比依然相对较低。因此仅只用此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释“上海现象”。
  其次,人们也可能认为“上海现象”是上海自开埠以后西方经济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这也不乏道理。但是在西方,妇女地位的真正改观其实是较为晚近的事。瑞士妇女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中对上海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西方国家首推英国,但英国妇女的地位也是到二战以后才有较大的改善。因此只是用第二个原因也不能充分解释上述现象。我们还不得不从历史上去寻找更深层的原因。
  上海所在的江浙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封建礼教”最盛行的地区,而这种礼教的特点之一就是“夫为妻纲”,即妇女在家庭中完全依附于丈夫。由此而言,“上海现象”似乎不可能是本地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是,近年来社会史的研究表明:礼教虽然在清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并不像近代以前欧洲的基督教和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教一样深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意识形态。相反,作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及以此为基础的礼教,并未真正改变儒家“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因此也主要盛行于中上层社会。它在劳苦大众中到底有多大影响,至今还需要深入研究。劳苦大众是社会的主体,对于全社会的妇女经济地位的问题而言,劳动妇女的情况应当说更为重要。
  自明代后期开始,上海一带的农村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农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而在农村纺织业中,农家妇女是主要劳动力。按照我的计算,在清代前中期大部分时间内,江南农妇棉纺织的劳动日收入大约相当于长工平均劳动日收入的70%。如果一个农妇一年从事纺织130日,那么她的净收入合3.6石米,已够她本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她一年纺织260日,那么净收入为7.2石米,够两个成年人吃一年。乾隆时人尹会一说:在江南,“(纺织)一人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庄有恭则说:“江南苏、松、常、太四府州,户口殷繁,甲于通省。人稠地窄,耕者所获无多。唯赖家勤纺织,一人一日之力,其能者可食三人,次亦可食二人。”因此从上海一带的地方志中可见,纺织技能较高的农妇,通过辛勤的劳动,不仅可以养活她的家人,而且还能支持子孙读书求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以发家致富。(以上见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清代江南一个妇女从事纺织的收入大约相当于一个男子从事农业的收入,就此而言,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已经取得“半边天”的地位。也正因如此,清代上海出现了男子依靠妇女生活的现象。地方志说当地“民间男子多好游闲,不事生业,其女子独勤苦织纴,篝灯火,至达旦不休,终虽生资,率仰于织作”(康熙《上海县志》卷首史彩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游手之徒,有资妇女养生者”(乾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俗多游手,藉妇工苟活”(陈金浩《松江衢歌》)。进入20世纪后,江南土布生产日渐衰落,农家妇女纺织收入也越来越微薄。但是据调查,1920年前后上海郊区农家妇女一年织布收入依然大大超过她们丈夫的收入。(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242、243、244、249页。)由于妇女劳动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在不少情况下甚至超过男子劳动收入),因此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也随之上升,从而在家庭事务中也取得更大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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