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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往事》:述说百年悲情


□ 杨远婴 王 迪 谢 飞


故事梗概:阿文祖上早年从大陆移居台湾,母亲是一位深明民族大义的女子,父亲在日本人的医院当医生,阿公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阿文1928年出生时,日本人占据台湾已经三十三年了。日据时代的种种磨难伴随着阿文成长。光复以后他考上了厦门大学,却不料两岸隔绝亲人不能往来。三十多年后母子终于在日本相见。数年后,母亲去世,因台湾当局的阻拦,阿文竟不能前往奔丧。
2003年8月18日,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影片《台湾往事》观摩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部分评论家,影片导演郑洞天、编剧黄丹,以及原全国台联副会长郑坚、台盟中央宣传部部长安宗国、台盟北京市副主委蔡国雄等。《电影艺术》主编王人般主持会议。以下是部分发言摘要。
郑洞天(导演):以前写台胞的影视作品大多说的是1949年去台的所谓老兵,改革开放后思念祖国。我们接触了老台胞以后才知道,真正的更大量的台胞是从宋明清历代过去的,主要是福建人,他们在台湾生活了很多世代,占台湾人口的大部分。大陆也有很多像影片主人公这样的人,抗战胜利后陆续到大陆来,念书也好做工也好留在了大陆,这是大陆老台胞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采访了很多老台胞,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当时的台盟中央主席,影片的原著编剧张克辉先生写了一部回忆录《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而且是以电影剧本的形式写的。我们在回忆录的基础上结合了上百个老台胞的经历,在台盟中央的帮助下几易其稿,大约两年多前定下稿子,然后开始策划项目找钱。
我们没有去台湾拍摄,听说侯孝贤、黄玉珊等好几位台湾导演拍摄的光复以前年代的影片都是在福建取的景,而我这部影片的美术师刘南阳正是《戏梦人生》的美术师,他是漳州人帮助侯孝贤找的景。这样我们就有了信心能够在漳州拍好这部电影。现在大家看到的景全部在漳州地区,而移居台湾的大陆人中以漳州地区和泉州地区为最多。演员除了蒋雯丽、冯汉元以外几乎全是当地人,所以小演员的闽南普通话说得非常地道,这样也能够保证把当地的民风民俗表现出来。
影片得到广电总局和中影集团的支持。片尾署名有一家莫成影视文化公司,实际操作是这个民营公司。现在我体会三种所有制加在一起的操作特别有利于电影,有宏观指导的,有出钱的,有具体干活的,发挥改革开放带来的良好的创作机制。在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主持的剧本论证会上,中央统战部的领导明确告诉我说,这部电影最大的政治就是没有一句政治。这个启示使影片既获得了一种解放也是一个要求,最终要达到能够到台湾上映。
杨远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这是一部感伤主义的作品,这一点使我想到《城南旧事》,那是在台湾的北京人写老北京,这是在北京的台湾人写台湾往事,两种旧事而且两个主人公都有身份上的交错。就因为说的是往事其实所有的往事都是现在的事。原来是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冲突,现在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的冲突愈加强烈,不过由日本换为美国而已,在观看的过程中那种民族冲突完全可以按照现在的时态来想像。影片将国族叙事和个人叙事交织在一块,表面上是个人叙事其实就是国族叙事,这也是所谓没有政治处处政治。作品在表达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采取的写法是非常巧妙的,你说是个人的感伤也是个人的感伤,国族的感伤也是国族的感伤,而且这种风格一贯到底了,空间形象、人物形象、叙事节奏和故事非常统一。这是影片最成功的一点。
影片比较有文化感,民族文化生态表达得比较好。以前大家在底下老在说中国电影怎么拍得那么没有文化,为什么日本的东西一出来就有仪式感。不知道导演和执行导演是不是有意识地注意了这个问题,在表现久远往事的时候特别注重了民族生活的文化感和仪式感,往事的回忆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不堪入目的东西,而是充满了美感。比如那个家族爷爷的威严,是非常符合中国道统文化习惯的,同时又因为这套威严的方式使生活形态有了文化感。正是这种文化感,当你这个文明与外族文明冲撞的时候,你就有了内在的力度;如果你的文化表达很没有文明感的话,跟外族文化冲突的时候,你是没有力量的。
王迪(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影片比起郑洞天以往的作品是大大地往前走了一步。确实拍得相当好,精心制作而又不刻意,大气但是又注意在细节上下工夫,艺术上很讲究。影片以女主人公的家族变迁、感情变化、人事变化来透视漫长的历史,这是很难的。细节点到为止,给观众的想像空间留的很大。比如阿公看中了女佣桂嫂的表弟,刚跟儿媳妇说这件事,接着一个特写是儿媳妇复杂的表情,下一个镜头就是送表弟走了,极其简练。这种特具电影感的地方很多。
影片最难写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我是在东北长大的,经历过日伪统治时期,那是很复杂的情况,你说亡国奴的仇恨就是一个简单的仇恨,那就简单化了。那时候日本人骑自行车,我们只能羡慕,他也让你骑一会儿,但是他有点瞧不起你。这种很复杂的感情,影片的分寸掌握得比较好,既不是简单的反抗,又不是简单的顺从,里边有顺从也有反抗,但骨子里边是中国人,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影片表现的民族情感是人性化的,松村武夫从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角色转换成另外一个角色,帮助阿文母子在东京见面。这是历史,不是人为的关系。他所以有这种感情,就是因为那八颗粽子。那是中国人对落难日本人的同情。“八一五”日本投降,平日特别讲究卫生的日本人在苏联红军指挥下都得劳动,看见他们蹲在那儿抓虱子,哎呀,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同情之感。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不是那种不是爱就是恨。影片表现出了这种复杂性,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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