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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光彩的不同呈现:中西性美术的比较


□ 范晓杰

  性美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东西方的性美术都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殖崇拜。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性美术以隐秘的方式围绕性启蒙的渠道曲折发展,西方性美术尤其是西方现代性美术则以性解放的旗帜汇入自我表现的艺术潮流中。但从美术图式看,双方都对男女交媾进行了赤裸裸的描绘,但是中国传统性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仍有明显的不同。
  1989年山西省临汾文化局在吉县柿子滩发现距今约一万八千年的旧石器晚期岩画《戴花冠的女人》。画像中的女性头呈圆形,两臂平举,曲肘向上,右手似攀举一物;躯干丰满,袋状乳房向两侧下垂;两腿肥胖,作分立状,两腿周围分布六个圆点;头上有七个呈弧形的圆点。作品用线面结合的方法描绘出既写实又写意的图像,对于形式美的构成要素之虚与实、方与圆的互补统一,也有重要作用。更突出的是它包含着生殖崇拜与神灵崇拜的意蕴。生殖崇拜是人类对生殖现象有了一定认识后才出现的。考古资料表明,大约在旧石器晚期,人们已认识到生殖与女性生殖器的关系。生殖崇拜与神灵崇拜交叠重合,女性被神化为女神而崇拜,以求“种的繁衍”。在奥地利、法国、伊朗还有中国辽宁、河北等地出土的石雕、牙雕、泥塑及陶塑生殖女神像皆为丰乳肥臀的裸体像,其表现手法都是写实、写意和夸张并用,《带花冠的女人》也应是同类的生殖女神。
  这种对生殖和生殖器的崇拜,正是人类脱离自然状态的、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标志。生殖崇拜源于生命的繁衍,其本身是圣洁的、单纯的,并无淫亵的成份,而一些现代艺术则表现为情欲的放纵。
  19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弥漫着悲观主义和享乐主义,人们感到人生无常,倾情于美色与醇酒之中,社会道德伦理崩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法国画家洛普斯创作了《娼妇来了》,她虽然蒙住双眼,但那昂首阔步的气势,流露出闭住眼睛也能踏遍世界的豪气;松驰的肌肉和苍白的面容显露了她纵欲的印记,这是一幅名副其实的“审丑”形象。而且这个令人厌恶的形象的特殊意义在于她是现代人,既是肉感的化身——一只猪为其引路;又是世俗美的象征——在她脚下的石座周围,雕刻着文学、艺术、诗歌等一系列形象,个个弯腰曲背,痛苦不堪。这些形象都在表明:真理在贬值,艺术在受到亵渎,而画上的天使依旧飞扬。与此同时,在许多的作品中出现了情欲的直接表现,比如比亚兹莱、蒙克等的作品。库尔贝晚年作品《睡眠》,分明画的是两个搂抱而眠的女同性恋者,以其丰润的肉体来震撼观者。
  克里穆特常以象征和装饰的手法表达人生的某种感受,反对保守的官方美术。他组织维也纳分离派,追求穷人与富人共享的艺术,致力于描绘人生之谜,在画面上忧郁地倾诉性爱。他与弗洛伊德观点相同,强调“性”是人类生活中最丰富的动力。1908年,他完成油画《吻》。画面里,金色块与花朵组成的座垫上是抱在一起的男女,身上的衣物图案全是装饰性垂直线或螺旋图案,寓意着男女的性,是男女性高潮的情感体验。《朱棣斯》一画则是希腊神话中淫艳、残忍的年轻的寡妇赤裸裸的性欲展示。其未完成的作品《新娘》的画面左侧是扭成一团的男女,右侧是一个裸体少女,四肢摊开,脖子上的头巾遮住了头部,使白色的肉体更加醒目。克里穆特是最早触及人类性爱生活的反理性画家之一,明显的颓废情趣及对性感的隐喻,正是欧洲当时艺术思潮的真实反映。
  进入20世纪,在张扬个性,追求“性解放”的狂热年代,现代主义美术的领军人物毕加索于1904年8月即兴画了他与他的第一个情人费尔南代初次做爱的画面。1961年,八十岁的毕加索与杰奎琳·洛克结婚,次年画了线描男女交媾图,夸张的性器官描写占据画面的主要部位。男女交媾彻底演变成野性的肉欲,文明的遮羞布已全部撕开,艺术的神圣感荡然无存。这构成了西方现代艺术反传统的特征之一,真切地验证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艺术家都是被性本能驱使的人,而被压抑的性本能是生命和艺术的驱动力。
  在性美术上,东西方的文化背景、精神内涵、价值取向是截然不同的,但其表现手法和视觉图式却有很多相同之处。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箱底画”,整体水平应不在西方艺术之下。就艺术水平而言,其人体美的表达,以线造型的简洁、生动,人物与环境巧妙搭配,画面密疏节奏的音韵感及诗配画的有趣形式都令人叹为观止。
  “箱底画” 的习俗流传于晋南一带,姑娘出嫁时,一般由母亲在装嫁妆的箱子底放一套每幅约十五平方厘米的木版水印的性启蒙的连环图,供姑娘入洞房后参阅,以解决母女间的性教育中难以启齿的问题,这种风俗由来已久。
  在原始社会,人们逐步认识到“种”繁衍的重要性。由女性生殖器崇拜,到男性生殖器崇拜、交合崇拜,又与神灵崇拜重合,产生女神崇拜,成为被人们视作人类繁育和粮食丰收的灵物。从此生殖崇拜渗透到后世社会生产、艺术模式、思想以及诸如宗法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它已成为积淀于汉民族意识深层的文化系统,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生殖文化。由于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附会出许多神话传说,也使生殖崇拜蒙上了神秘色彩——如伏羲女娲的蛇交等,中国由此成为一个性神秘国度:一方面是性忌讳和性无知,另一方面认为性受超自然力量的支配。这一来,天与地、阴与阳、男与女形成一一对应关系,男女交合与“天地大义”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大致发端于战国,而由西汉的董仲舒明确提出。从秦汉起到公元10世纪止,性科学以“房中术”形式广泛流传,那时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性观念,仍与上古时期一脉相承,对性持一种坦然甚至是赞美的态度。此后,宋明理学家们不遗余力地鼓吹 “存天理,灭人欲”,性的需求首当其冲遭到鄙弃,严申“男女大防”, 有时甚至把正当、健康的爱情作品定为“淫靡之物”,把夫妻的正当性生活斥为“淫合”,把夫妻间做爱的性技巧贬为“翻腔改调,极尽奸污”。人人谈性色变,古代性科学——房中术失传,色情文艺相继出现,至明清发展到高峰。因无知和误解使性在中国人心目中充满了神秘色彩,而色情文艺却愈加繁荣,久禁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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