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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记


□ 邢思洁

  我读中师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上“小师范”还算吃香,可以解决户口,吃上令人羡慕的商品粮。所以,当我接到录取亳县师范通知书的那天下午,在小村闹了一点点意外轰动,竟成了村长二大爷眼里的“新闻人物”,受到了表扬和送一竹篮子鸡蛋的奖励。
  当我背着一编织袋被子和衣服,沿着涡河大堤,踏着义勇军进行曲,走向涡河北岸的学校时,可谓踌躇满志。但很快就不行了,师范学校没有升学压力,我丧失了追求,精神开始变得空虚。当时文化生活还不够丰富,电视还少,只流行看电影。从学校出发,过涡河二桥(又称浮桥),踏过一段石板路,走上白布大街,街西巷子是工人文化宫,大礼堂里天天放电影。我与几个同学很快成了电影迷。
  电影票一张2角钱,现在看真是不贵,但对我们这些穷学生,能够看上一次也不容易。
  我老家在亳县西20公里远,涡河支流惠济河岸边一个偏僻小村。父母务农,兄妹多,家贫,读师范后家里每月只能补助5元钱。5元在我心里已经很重,那都是父母的血汗钱和省下的油盐钱,我不忍心乱花。一张电影票2角,三张就得6角,就是一天的饭钱。不看电影吧,又经不住诱惑,因为在教室上课都能听到远处喇叭里霍元甲的拳头声,哪里还有心上课。“不吃饭,也得看”成了一句悲壮而豪迈的口号。
  周末,我与好友张东启来了电影瘾,实在没有钱了,搜遍全身只找到3角钱,可以买一张电影票加两支冰棒。困难挡不住自己的脚步,我们朝工人文化宫奔去。买了票和冰棍,我们坐下吃着,想办法进场。好办法只有一个,到中间换片时,我出来,东启拿我的票进去,一人看一半。东启说这不行,等于俩人都没看上。等啊等,等到检票员要关验票门口的铁栅栏了,东启急中生智把票撕开,他捏一半,让我攥一半。
  验票门口灯光昏暗,检票员扫一眼就放东启过去了。检我的票时,一紧张,断票掉地上露了马脚。那个扁脸青年很是生气,把我拉进了一间小屋。屋里站个穿皮鞋的值班妇女,抱住茶杯,一脸严肃。她问我可是第一次作弊,我说:“不是第一次能这么紧张吗?”妇女笑了,说看我诚实,估计是初犯,放我一马,还把我带进了影院。我因祸得福,看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
  早早进场的张东启并不知道我在场外的情况,等散场了,他拍着我问:这个办法怎么样?我的脸通红,惭愧地说被逮了,丢人现眼,并发誓今后再也不来看电影。
  没有多久,我心里开始长草,痒痒。一听说来了外国片,又坐不住了。
  这天,邻桌汪龙已购到了票,热情地向我介绍剧情。我仔细看看票,黄底黑字,水纹红线条装饰。我看看笑了,想了一个馊办法:画电影票。当时我刚刚学了素描,就比着画了一张。
  当晚,我们踏着皎洁的月光上了浮桥,那是热血沸腾,一路狂奔。
  其实我心里很紧张,早想退缩,但看到从电影院归来的同学兴高采烈议论着剧情,陡生贼胆。汪龙知道后也劝我,不就是看看电影,看电影也是学知识长见识,又不是做小偷,怕啥。可是一到验票口栅栏前,我又胆小了,那个检票员正是抓我进黑屋的扁脸青年。扁脸穿着流行的黄军装,一脸杀气。汪龙先凭票,他顺利放行。当我掏票时手发抖了,脸上冒汗。那青年接过票,看后呵呵一笑,笑声差点把我吓坐地上。他指指一个小侧门说,进去别乱走,老实坐后边看吧。我进去,看到后边没有几个人,没有满场。
  汪龙不见我到前边去,不停地寻人。我趴后边,竖起衣领遮住半个脸,不敢动,因为有几个拿电筒的工作人员在查票,就像火车上查票一样,大喊抓着就罚钱。那电光扫得狂,像当年鬼子炮楼上的探照灯。
  还好,电光扫到后排,竟看到了我在“睡觉”。他们叽里咕噜说几句走了。因为那时常有看连场的人,就没有细查。但由于太紧张,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连电影名字也没有记住,故事情节一概不知。多少年后同学聚会,论起那个有趣的电影,我才知道叫什么《大篷车》,是著名的印度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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