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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蜕变与危机中政府增长


□ 马翠军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再到今天全球性经济危机,几乎每次危机都引发了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扩张。从有限政府到凯恩斯的大政府再到“几乎没有企业的哪个方面是政府不能干预”(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语)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至于今天各国政府全面介入虚拟金融组织运行。人类社会致力于追求一个有限政府,一个最大程度不影响社会大众自由生活的政府,但每一次的社会危机,不论大小,也不论是哪个领域,都会引发人们普遍认同的政府权力和责任的增长与扩张。政府权力整体上呈现为一个持续扩张的进程。政府在屡次的危机中被动提升权力,却又屡次被新的危机瓦解。人们对社会经济秩序的需求是否只能在政府增长过程中渡过?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前行,应付危机与政府增长将是人类社会秩序演进的基本路径。
  每一次重大社会危机都会成为时代转换的标志,引发人类认识上的历史阶段划分,但对于历史的认识而言,历史阶段的划分并不是凸显时代间的差异,也不是因为相互间存在不可超越的历史断层,相反,危机作为一个转折点往往成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历史连续性与整体性的关键所在。如果能够准确把握每一次社会危机发生的机理,并将一系列社会危机历时性串联起来,不仅可能把握历史的走向,更有可能理解社会秩序演进的逻辑。我们把每一次危机后的政府权力增长视为一种应急性的举措,但是它却往往成为下一时期社会整体治理方式的基本体现。这似乎表明政府增长存在路径上的依赖。政府权力按照某种模式增长和运行并不是政府本身所能左右,政府增长只能算是一种政府角色的转换,或者说政府增长其实表达的是政府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中政府角色的演进。如果说政府增长是社会秩序演进的需求,那么理解政府增长应当从社会秩序演进的角度来把握。而社会秩序这一宏大概念以及社会秩序演进这样的重大问题只能在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中被解读。
  人是一种组织化的动物。由于组织本身具有信仰、秩序与庇护的功能,人们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成为组织的成员。当组织成为一种共同体并围绕共同体目标行动时,组织对外的势力扩张便展开了,伴随组织的强大与组织间冲突不断,人们需要对组织间的利益与权力进行协调与规约,公共权力就顺势产生了。作为公共权力的政府权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发挥作用。组织愈强大,对外扩张的要求越大,政府权力也就必然随之增长,而且,组织间关系愈复杂,政府的责任也就越多,政府权力也就随之不断扩张。在这一意义上,政府增长是作为公共权力的增长,而且政府权力必然是作为社会组织权力(权利)增长的体现者。在现代社会的成长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理性和效率不断降低权力和政治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并使大量财富在组织中得到合法有效的利用,但不断社会化的组织又成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扩张的基础,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削弱了政府权力治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政府履行公共权力职能的重要性。在政府权力“削弱”与“强化”的双向同步走向中,恰恰体现了政府增长与社会组织的内在关联,体现了政府增长与社会秩序演进的内在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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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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