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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蜕变与危机中政府增长


□ 马翠军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再到今天全球性经济危机,几乎每次危机都引发了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扩张。从有限政府到凯恩斯的大政府再到“几乎没有企业的哪个方面是政府不能干预”(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语)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至于今天各国政府全面介入虚拟金融组织运行。人类社会致力于追求一个有限政府,一个最大程度不影响社会大众自由生活的政府,但每一次的社会危机,不论大小,也不论是哪个领域,都会引发人们普遍认同的政府权力和责任的增长与扩张。政府权力整体上呈现为一个持续扩张的进程。政府在屡次的危机中被动提升权力,却又屡次被新的危机瓦解。人们对社会经济秩序的需求是否只能在政府增长过程中渡过?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前行,应付危机与政府增长将是人类社会秩序演进的基本路径。
  每一次重大社会危机都会成为时代转换的标志,引发人类认识上的历史阶段划分,但对于历史的认识而言,历史阶段的划分并不是凸显时代间的差异,也不是因为相互间存在不可超越的历史断层,相反,危机作为一个转折点往往成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历史连续性与整体性的关键所在。如果能够准确把握每一次社会危机发生的机理,并将一系列社会危机历时性串联起来,不仅可能把握历史的走向,更有可能理解社会秩序演进的逻辑。我们把每一次危机后的政府权力增长视为一种应急性的举措,但是它却往往成为下一时期社会整体治理方式的基本体现。这似乎表明政府增长存在路径上的依赖。政府权力按照某种模式增长和运行并不是政府本身所能左右,政府增长只能算是一种政府角色的转换,或者说政府增长其实表达的是政府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中政府角色的演进。如果说政府增长是社会秩序演进的需求,那么理解政府增长应当从社会秩序演进的角度来把握。而社会秩序这一宏大概念以及社会秩序演进这样的重大问题只能在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中被解读。
  人是一种组织化的动物。由于组织本身具有信仰、秩序与庇护的功能,人们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成为组织的成员。当组织成为一种共同体并围绕共同体目标行动时,组织对外的势力扩张便展开了,伴随组织的强大与组织间冲突不断,人们需要对组织间的利益与权力进行协调与规约,公共权力就顺势产生了。作为公共权力的政府权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发挥作用。组织愈强大,对外扩张的要求越大,政府权力也就必然随之增长,而且,组织间关系愈复杂,政府的责任也就越多,政府权力也就随之不断扩张。在这一意义上,政府增长是作为公共权力的增长,而且政府权力必然是作为社会组织权力(权利)增长的体现者。在现代社会的成长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理性和效率不断降低权力和政治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并使大量财富在组织中得到合法有效的利用,但不断社会化的组织又成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扩张的基础,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削弱了政府权力治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政府履行公共权力职能的重要性。在政府权力“削弱”与“强化”的双向同步走向中,恰恰体现了政府增长与社会组织的内在关联,体现了政府增长与社会秩序演进的内在关联。
  组织的蜕变与政府增长
  人们对现代社会组织的认识基于斯密对社会分工的论述。但在斯密这位奠定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基础的思想家那里,经济组织仍是一种简单雇佣劳动关系。他所谈及的经济组织基本上都是手工水平的简单加工组织,这一时期组织的简单性使其缺乏权力性和对资本、资源的占有性,组织与市场几乎构成一个统一的联合体。正如德姆塞茨所描述的这一时期经济组织是“完全分散化模式”,“完全分散化没有给任何权威和控制的实行留有活动空间,尤其是没有给企业提供任何理论基础”(《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纬度》)。但大工业的推进使自由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特别的插曲”,自由市场竞争导致经济组织迅速向规模方向靠拢。对权力和资源的占有越来越成为经济组织轻而易举从自由市场中获取利益的奋斗方向。于是,规模经济组织或企业本身的控制机制和权威开始在自由市场中凸显出来,而建立在自由价格基础上的自由市场则因为低效被规模经济组织逐步抛弃。现代企业的概念在这一基础上真正形成。
  随着工业化和专业化企业组织的不断壮大,自由市场逐渐退化为工业化经济组织追求利润的基础和工具。经济组织在对资本与效率的追求中,不断在机器的帮助下延伸产业链条,努力使自身成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支配整个行业,并使自身凌驾于自由市场之上。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迅速兴起本质上是专业化的规模经济组织相对于完全分散化经济组织的胜利,这一组织形式演化的重大成果便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兴起。规模经济组织对自身效率最大化的追求取代了对整个市场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追求。经济组织与自由市场机制逐步分离,进而走向对立,最终引发竞争的失衡和经济过程的中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从完全分散化的经济组织到专业化的规模经济组织,组织在不断的蜕变中升级,这一过程也是一个组织由无权威转向依赖权威生存的过程。因而也造就了政府权力的增长,以专业化经济权力为主导的政治竞争和大量行业化的产业政策滋生,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但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使政府的经济政策由产业政策或对某一专业化经济组织培植和控制转向对国家整体的宏观经济调控,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均衡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正是在这一逻辑基础上兴起的。凯恩斯宏观控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依靠单一产业或行业控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推进了战后西方的经济复苏。凯恩斯主义推进了政府规模的急剧膨胀,并没有摆脱传统专业化、产业化的经济组织对整个经济秩序的影响,而是依赖它们进行综合协调。但是,经济组织形式并没有按大政府的要求沿着其固有的方向发展,而是随着不断推进的产业革命日趋走向分散化和社会化。经济组织逐渐摆脱专业化和产业化的划分,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社会的边界日益模糊,组织日益社会化。而依托传统专业化和产业化为政策依据的凯恩斯主义必然因此失去其原有意义。急剧膨胀的政府在迅速社会化的经济组织中不仅不能发挥宏观调控功能,而且在组织社会化的进程中逐步失去其自主性能力。政府越来越陷入价值规律指导下的经济波动,既不能消除积累过程的周期性紊乱,也不能有效控制替代性危机,从而导致行政行为强化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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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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