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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转换·概念建构·方法选择


□ 郝亚光

  一九四八年生于中国上海的裴宜理,是二○○七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八四五——一九四五年)》(以下简称《华北》)一书的作者。作为少有的女性学者,她以崭新的研究视角、新颖的概念建构和恰当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一个关键区域为什么经常发生农民叛乱这个问题,给予了清新、严密、合理的解释。
  《华北》以发生在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在国家—地主—农民的分析框架下,采用“结构—事件”的研究方法,把全书安排得非常紧凑。本书不但叙事流畅清爽、结构浑然一体,而且崭新的研究视角、新颖的概念建构、恰当的研究方法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往的农民叛乱理论对现代革命的出现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却无法解释传统叛乱发生的原因。而裴宜理从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这一崭新视角,发现在淮河流域,由于连年不断的旱涝之灾的影响,农民的生存环境艰难而不稳定,生活条件也异常恶劣,一种攻击性生存策略随之产生。从陈胜起义到元末红巾起义,到明清两代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叛乱和抵抗的传统一代代地传递下来,地方性农民暴力可以很好地解释成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为了生活和生存而开展竞争活动的延伸。裴宜理正是从生态学的视角,解释了淮北地理生态环境与农民叛乱的关系,为传统叛乱发生的原因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农民的叛乱理论,大多数均假设农民是马克思所生动描绘的“口袋里的马铃薯”,孤立分散、软弱无力,认为传统的农民既软弱又缺乏组织,它们自然倾向于强调外来的人与力量在革命发生时所起到的作用。而裴宜理通过对十九世纪的捻军叛乱和民国初期的红枪会叛乱两个案例的分析,发现在淮北生态和政治双重危机的影响下,当地农民无论是采取掠夺性生存策略(如在统治薄弱的边远地带肆无忌惮从事走私、盗匪、仇杀等活动),还是采取防御性生存策略(如绝大部分红枪会在富农和地主的领导下进行村庄防卫),都反映了农民的叛乱是一种持久的、有组织的、合理的集体行动。
  国内外学者一直认为造反传统与现代革命间存在“明确联系”,如戴维斯认为,秘密会社是跨越“传统”农民反抗和“现代”农民反抗的一座桥梁;摩尔、司考波尔等认为,在前现代化时期,造成地方反抗的结构性缺陷促成了革命的爆发;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农民叛乱的遗产是共产主义者在农民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华北》在社会结构、生态结构的背景下,基于前文对捻军、红枪会叛乱的研究,历史性地分析了淮北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作者发现,共产主义运动在淮北地区遭遇了不少挫折,而当革命者适应环境以满足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之后,便得到掠夺者和防御者的接纳。这种接纳也随着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过程证明了,现代革命的方法与早些时候的农民叛乱传统确实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尽管土匪和秘密会社的支持是必要的,但两者的联合被证明是脆弱的,而且经常是适得其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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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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