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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文学本身


□ 张 晶

  詹福瑞先生的新著《不求甚解》,新近行世,即悄然间引起学界的关注。其间原因如何,我以为良有以也!
  这本书说起来应该是一部学术随笔集,作者以“不求甚解”为书名,表达了书中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旨趣:即对目前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盛行的“过度阐释”的做法加以反拨,使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回归文学的本真状态。
  此书有一个副题:“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内容是就民国时期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术研究名篇所作的学术札记。笔致轻松风趣,读之令人解颐之处甚多。然而,不要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文章的合集,而是从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古代文学论著的解读与发挥,阐述了作者的文学价值观与方法论,其间有感而发的针砭,则确乎是搔着了古代文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一些痼疾的痒处,在时下尤有击一猛掌的效果!从不同的侧面,透射出作者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本体论理念,即回到生活本身的逻辑;方法论诉求:即是剥落加在文学经典身上的重重过度阐释,恢复作品的本来面目!作者所选民国时期的研究论著其实颇有针对性,而作者的发挥,则又抉而发之,将自己的意旨透彻道出。
  “不求甚解”,出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本是这位大诗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但其中有着玄学那种“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背景。福瑞先生借此发挥,道出“不求甚解”的学术态度。所谓“甚解”,正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相沿已久、于今为甚的积习痼疾,也即“深解”和“旁解”。这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颇具代表性的。如对李商隐诗、《西游记》、《红楼梦》的过度阐释,作者选了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苏雪林的《玉溪诗谜》等论著,借此批评古代文学中的过深求解。《西游记》这部令人捧腹的神话小说,被很多学者以“微言大义”的深解,赋予了种种政治的意蕴,而像鲁迅、胡适这样的思想家,却未从人们谈得玄而又玄的《西游记》里看出思想来,反而看出了它游戏的浅。胡适有《〈西游记〉考证》一文,通过实证的方法,不是将《西游记》弄得玄之又玄,倒是勘出它的游戏性质。对于那种“微言大义”的过深求解之法,胡适是有意加以廓清的,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至于我这篇考证本来也不必做;不过因为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找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在胡适看来,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福瑞先生对此深以为然,对那种非要在作品中抠出思想意义的做法进行明确的批评,指出:“对于这样复杂的文学作品,我们篇篇都要挖掘不止,硬要挤兑,生出思想,就走偏了研究的路径。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趋潮流,从作品中识出常情,不求甚解,读出浅来,殊为难得。”(《考证与识浅》,7页,后只标页码)“甚解”之弊,在于置人之常情于不顾,而非要深入挖掘,捕风捉影地将一些政治的、历史的意义附会于作品,“深解”之外,还有“旁解”。 “旁解”则是无中生有,多属臆测。汉儒解诗,即为典型。当代《红楼梦》研究中的“秦学”,亦是旁解之例。这是远离作品本身,也远离文学的本真的。福瑞先生肯定了古史辨派对于《诗经》的清理,认为这是“真正打破神圣,把《诗经》还给民间,冲破经学,把《诗经》还给文学”。书中所收胡适《谈谈〈诗经〉》一文,对于经学家们的做法是非常不满的,主张还《诗经》一个“人的性情”的本来面目,其中说:“这一部《诗经》已经被前人闹得乌烟瘴气,莫名其妙了。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诗经·国风》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写,一般经学家多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到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上去;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解释,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痛惜的!”(51页)福瑞先生对此有更为理性的认识,指出汉儒解诗,以诗为经,把文学作品经学化。在对这种“经学化”的分析中,福瑞先生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价值观。他认为解诗问题在于“去文学”,“使诗远离文学,并最终泯灭文学性,实质是伦理化和政治化。许多的微言大义,就产生于这个过程。去文学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把诗从它产生的民间剥离开来,再从人的普通生活中蒸发掉”(41页)。于是,福瑞先生又正面指出:“《诗经》回归文学,关键是回归民间,回归百姓的生活,回到人本身。”(同上)这正是本书的真正主旨所在。
  文学之所以有魅力,之所以能够动人心魂,在于表现了人之常情。文学要回归人的本身,当然也是要体验作品中的人之常情。福瑞先生的这种文学本体观、价值观,是贯穿了书中各篇的,也涉及多种文体。对于小说,他是不满于那些“索隐派”的;对于诗学研究中,那种“讲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诗无寄托,诗成了政治的修辞标本,个人遭际的有韵日记,把诗讲死了”。这种情形,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有普遍性的,也是遮蔽文学实现其本体价值的重要障碍。“从古到今,注诗、讲诗不乏其人,但真也有许多不知诗为何物者,现在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也多有此类。”(148页)话说得有些刻薄,却是道着此中之弊!对于诗词研究中的故求高深,寻找其微言大义,本书则是借对苏雪林的义山诗研究,汪静之的杜甫研究和詹安泰的词学研究之感悟,予以剥落的。对于杜甫的博爱思想,汪静之的《李杜研究·杜甫之博爱襟怀》认为其“真正的源泉却不在这里。在哪里呢?很简单很切实地说,只是一个‘饿’字,这个饿字才是子美思想的真源泉。这饥饿的功劳真不小,成就了子美的博爱思想,而子美全部诗集也是由饿所逼成”(本书124页)。杜甫被称为“诗圣”,捧到脱离凡人的境地。福瑞先生对于这种造圣运动,心存反感,而宁可将杜甫还原为一个具有博爱襟怀的普通人。于是在此书中收入汪静之此文,认同的正是这一点:“汪静之著作的与众不同,正在于跳出了忠君爱国的老套,集中揭示杜甫的博爱襟怀,而对这种襟怀产生的原因,有极普通又颇有说服力的解释。”(117页)对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如《锦瑟》,素以难解著称,注家们多是从其政治际遇和牛李党争来解析此诗,却令人感到更为扑朔迷离,王渔洋因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叹。苏雪林则有《玉溪诗谜》一书,认为对义山这类无题之作,“不必求什么深解”,而“一首首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103页)。福瑞先生对苏雪林的研究的推崇,“在于对义山诗旧的解释的冲击,就在于它把义山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生活着的人”(99页)。这也正是本书的文学本体观所系。词后起于诗,被文人所喜爱,正在于它能写出人的平常情感,男女欢爱之情。而词学中的“寄托”之说,也将诗学中的“微言大义”之法用来解词,这也使本来言情之词,也背上了不堪的重负。词学家詹安泰先生有《论寄托》一文,对于词中寄托有全面透彻的分析,其中“情深”乃其重要一维。詹安泰先生云:“惟‘情深’,斯能入人心坎,而使之哀乐无端,末由自主。”(161页)福瑞先生对于词之寄托首重于此,他认为“词学的寄托说也并不是人人都重题材之大,而是重情感之深。只要情深,常情亦无不可”(153页)。这正是体现出他的文学本体观,因而,书中的这篇文章,即以“最为难得是常情”为题,可见其主旨所在。《金瓶梅》为人们所注意,在于其中露骨的性描写。阿丁的《〈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却是从最为平常的人情世态入手,加以剖析的。阿丁指出:“《金瓶梅》所叙事实,最为平淡,无一非家常琐事,社会人情。即男女交合之事,为动物的生理作用,也至平常,不过古来以为事关风化, 不能形诸笔墨,而《金瓶梅》偏渲染出之,乃以为奇。所以《金瓶梅》一书,实可说是最平淡无奇的人情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并重好炫奇的理想小说,目之为奇,自属过甚,断非认识全书之确论。”(179页)福瑞先生最为看重的也是这一点。他以“于人情世情处勘入”许之,认为《金瓶梅》的引人入胜,就在于书中所涉之世相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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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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