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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文学史”……


□ 陈平原

  在我看来,“文学史”是一门既可爱又可疑的学问。为此,我写过不少文章,质疑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学史”情结(参见《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现代中国》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一月版)。从一九八八年追随王瑶先生思考“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算起,我之关注兼及大学课程、著述体例、研究思路、知识体系以及文化商品的“文学史”,至今已有二十年历史。期间,除了先后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先后出版编著《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七年版)等,还曾和友人合编《文学史》集刊。总括起来,不外是在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
  八十年前,郑振铎反省中国的文学研究,撰写《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批评以往中国人的研究从没上过“研究的正轨”;提倡系统的、科学的、“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著述(见《中国文学研究》,4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版)。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如此夸张而蹩脚的吹捧,今天不可能被接受,更遑论区区“文学史”?反省这种“文学史”迷思,并非基于民族自信心,也不是套用后现代论述,而是教育史与学术史的巨大张力,促使我直面如何有效地进行“文学教育”这一难题。说到底,有关“文学史”的课程及著述,只是我们进行文学教育的拐杖,并借以逐步进入文学殿堂。如今,教材俨然学问,丫鬟变成了小姐,真是有点伺候不起了。我的目的是,以教学实践为杠杆,撬开大门,从缝隙中窥探文学史建构中的若干问题,反省、质疑、重构世人所熟悉的文学史图像。这里所说的“文学史”,不仅仅是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甚至也不只是学术思路或文化立场,还包含课程与著述、阅读与训练、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校园与市场等。如此立说,即便建树无多,起码提醒学生们,作为课程的“文学史”,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圣。
  那么,反过来想,假如没有文学史,我们该如何思考、教学、著述?依我猜测,最直接的效果,很可能是如下几点:
  第一,知识破碎,不成体统。不仅具体大学的老师、学生,整个社会的知识结构都如此。唐诗过后是宋词,李杜光芒万丈长,《金瓶梅》影响了《红楼梦》等,这是常识;周氏兄弟思想及文章的差异,古风及律诗的审美特征,这些也都明白。差别在于:世人可能关注作家风格及文章体式,但不太熟悉也不太在意所谓的“时代风貌”——比如明代文学的整体特征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各个侧面。今天中文系学生的“文学史常识”(即便不含外国文学),很可能比清代的博学鸿儒都丰富。可是,扪心自问,我们真能“全史在胸”,纵论古今,从屈原一直讲到鲁迅?请记得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的提醒:“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金明馆丛稿二编》,2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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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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