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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附属” 走向自主、自觉


□ 畅广元

  摘要:文学人告别“附属”,走向自主、自觉,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学社会的精神维新。批判“两个凡是”为告别“附属”奠定了思想和社会基础,《祝词》、“改译”推动了告别“附属”的进程,“以人为本”理念促进自主自觉“人的文学”实践。
  关键词:附属 自主 自觉 人的文学
  
  历史的进程是丰富、复杂的,认识它不应囿于主体预设的理论架构和目的而将其简约化。总结、思考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人们不该忘记还有非预设领域的变化和进步。告别“附属”,走向自主、自觉,就是这一历史时期里,中国文学社会的一种精神维新现象,它的产生、发展虽然同预设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并不是预设者事先的一种期盼。尽管如此,这种精神维新却实实在在地在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进步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批判“两个凡是”为告别“附属”奠定了思想和社会基础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时,相当多的中国人就开始了对这场灾难的悄然反思,这是一种觉醒的力量,虽然它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却于无声处期待着中国的明天。然而,粉碎“四人帮”后的国家决策者却要坚持“两个凡是”的原则,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不容更动。一场关乎到共和国前途和命运的较量,就围绕着要不要坚持“两个凡是”展开了。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不仅从政治上对改革开放的阻力给予了有力批判,瓦解了其赖以支持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从文化精神上开启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度解放:中国特色的、足以引发人的精神裂变的、“认识你自己”的文化启蒙开始了。这场启蒙主要不是外在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它在允许或可能的情况下,在媒体与文学作品中也有所显示,但更多的是个体在新的语境下自觉地反省,是从“做什么样的人”这个层面上展开的一种蚕蜕式的醒悟。大凡真的在这场启蒙中更新了自我做人准则的人,一般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历程:
  经历了把自己摆在其中的历史反思。“两个凡是”不是突然提出的一种治国思路,它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从建国伊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这尊“神”是举国上下共造的,人的自主精神、独立思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革命”的旗号下被彻底剥夺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是那时中国人引以为荣的豪言壮语。从这个角度看,抛出“两个凡是”的人,自以为这一举动“顺乎民意”、能在社会上形成动员力量,不是没有根据的。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任何权力的存在,一旦处于和真理相悖谬的地位,其退出历史舞台就是必然的。“凡是派”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社会转折的趋势和新的语境正在快速形成,一场有着更广泛人群参与的历史性反思在社会日渐深化。就政治层面说,批判“两个凡是”伴随着权力结构的重组,相对而言还是较为容易的。就社会文化精神层面来看,其表面的大势,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也会随着政治大局的变化而变化,但它的深层,由于涉及到人的命运史、做人准则,涉及到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更新,其所引发的历史性反思,将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甚至是痛苦的进程。文学社会是一个创造精神价值的领域,在这里从业的文学人,其对“两个凡是”的批判,绝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政治层面,民族的精神、社会的面貌,乃至自我的生存价值和意义,都需要因此而做出新的思考。而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文学人的真正觉醒,在反思历史的时候,固然要看到国家机器强行灌输造神意识所应负的历史责任,但作为在社会的精神领域展示自己生存意义的人,不把自己在那个被改造的历程中的心路变化梳理清楚,不从最痛心的经验教训中真诚感受自我主体精神失落的可悲,不认识到身处无知情权、无表达权的境遇,实际上就是在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奴”结构的社会模式回归,就不可能真正、深刻理解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实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深刻理解我们社会真正弊端的所在与危害。事实证明,确有不少文学人就是在把自己摆进去的历史性反思中,严肃认真地在与历史、现实的互动中,重塑了自我,重新结构了自己的文化心态。尽管这一了不起的精神成果还有待完善和提升,它却使这一批觉醒者的认知和感受处于社会的前沿。
  增强了社会(含自我)批判意识。这是把自己摆进去的历史反思后的必然结果。当一个人从梦中醒来时,一种极其自然的心理活动,就是思考今后怎样生存才是有意义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总是与提高自己的辨析能力和重新确定被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密切相关。如果说,在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年代,一个人有没有辨析能力,能否被社会认可,关键就看其是否“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并将其实践得令领导和群众满意。那么,在开始“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紧密结合起来的年代,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要真正提高自己的辨析能力并被社会最终认可,就不能再盲目地“听话”、“照指示办事”,而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并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增强其社会批判意识。中国僵化的教条主义及其所调控的知识体系,在其庞大的自评系统长期地、反复地强化下流毒极深,从社会制度到人际交往,处处可见其对人精神的束缚。追求社会改革和思想独立自主者,如不具有敏锐的批判意识和对自我生存状态的自觉,既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更难以辨析明白何为革新,何为守旧。社会批判意识总是有其锋芒所向的,这种所向可以随着历史迈进的脚步而有其相应的变化或转移,但凡是危害到社会和人自身发展、进步的,同人的存在与其本质的实现相抵触的现象,都是其矢志不移的根本性指向。恪守这一宗旨,会激励主体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更其坚实的人类普适性价值和学理基础上,认识自己、社会及其未来,使社会批判意识更具时代特征。社会批判意识对主体的要求是严格的,它体现着一个人生存的整体境界,不仅含有主体深刻思考后的卓识洞见,而且展示着主体的价值追求,具有鲜明的挑战意义。特别是,当这种批判触及到社会统治意识形态时,长期习惯于意识形态领域无杂音,自身又对无挑战的统一性必然导致思想僵化无知的人,便会将批判者视为异端,否认其存在的合法性,迫使批判者处于孤独坚守的境遇。这就需要坚定的信念。事实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一种文化隔膜,从积极方面看,它实际上是在呼唤:一定要把社会批判意识转化为社会文化精神的基本构成要素。实现这种转化,既需要全民的文化觉醒,也需要从事批判的主体,在敢于自我批判的前提下,努力建设好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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