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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


□ 刘岳兵

  摘 要: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中国认识的种种类型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就已经开始出现,决定日本中国认识变化的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力量的对比,日本如何对象化中国、如何类型化中国以及在各种类型中国认识的转化过程中,日本的“主体性选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是其变化机制的核心。日本如何认识中国是与日本如何认识其自身密不可分的。随着历史状况和主体需要的变化,某种潜在的或既存的中国认识,如同盟论、威胁论、征服论或妖魔化中国认识等都可能在日本一时成为主流。

  关键词:中国认识 对象化中国 类型化中国 主体性选择

  一、问题之所在

  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相互认识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确立何种相互关系的前提。相互认识当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会受到相互交流的程度、各自历史的状况、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因素对于日本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关键性的存在,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不仅有助于反思历史,而且对于构筑理性的中日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在日本较早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是有目的的通过近代日本各个领域的典型人物的中国的经验或中国观的分析反思日本近代化进程。①此后,有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类型进行研究的,②也有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变迁进行研究的,①还有人指出对现实中国的侮蔑和对古代中国的尊崇是“明治以来形成的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二重构造”的。②近年来,从日本与亚洲各地区的双向交流视角来重新认识亚洲,其中包括重新认识中国,成为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③本文的主旨一方面考察在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中就已经开始存在的中国认识的原型,以便说明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各种类型渊源有自。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将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概括为从崇拜中国到蔑视中国的转变,④而其转变的契机,或者认为是1840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⑤或者认为是1862年幕府向上海派遣“千岁丸”⑥之事,或者认为是明治维新的成功。这些说法在理论上只是将中国的变化,准确地说是将中国的失败和日本的成功这种“两国的力量对比”作为日本的中国认识变化的基准。其困难在于,它无法解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日本就已经存在了强烈的蔑视中国的认识这一事实。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日本各种中国认识的变化机制。

  一、一个典型的例子:佐藤信渊的中国认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中国认识中的所谓“同盟论”、“征服论”和“保全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幕末同一个思想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使我们看到,尽管历史时代不同,但对中国的认识却有惊人的相似。这个思想家就是佐藤信渊(1769-1850)。

  佐藤信渊是幕末日本有名的经世家,他的思想深受儒学、洋学和国学的影响,农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封建制的维持和新的统一国家的构想、科学的性格和非科学的见解、开明的思想和反动的非科学的迷妄,这些相反的思想倾向不可思议地在他的著作中混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异的思想形态。⑦他的思想可以说是丸山真男所谓的“原本存在于日本人精神状况中的杂居的无序性”的一个很好的注释。(D

  1807年,幕府针对俄罗斯船只的骚扰和要求通商的威胁,12月下达了驱逐俄罗斯船只的命令。这时,佐藤信渊被聘为德岛藩的幕僚,讲授兵学。第二年他撰写了许多兵学和海防著作,其中《防海策》(1808)的中国观很有代表性。他说,日本是洋中的大岛,若兴航海、通商之业,那么日本就是世界上最为便利的国家。而“首先要遣使与清朝、安南、暹罗诸国,厚其礼而丰其聘以结和亲……以通有无、收互市之利。”主张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夺取堪察加半岛以绝后患。而对中国则在心存警戒的同时希望拉拢结为同盟。他说:“大清国强大而且临近,万一出现狡猾之主而兴兼并之志,其患之大非俄罗斯所能比。因此对此大清国即便费卑辞厚聘,也要将其变成盟国,通交易以收互市之利,乃今世之要务。”②就是说,为了对付俄罗斯,而主张不惜代价也要与中国结为盟国。

  此后,在1815年,他师从国学家平田笃胤并随幕府公认的神道家吉川源十郎学习神道,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23年的《宇内混同大论》和《宇内混同秘策》充分体现了这种影响。他反复强调“皇国”日本是世界万国的根本,或世界万国以日本为根本。如何使皇国日本实现成为统领全地球的宗主国的目标,他认为使中国臣服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江南的种种“秘策”,他说:

  西征之先阵,为从小琉球先攻取台湾岛,以此为西略的基础。进而可经略支那国的浙江以南诸州。又以二万人为后阵,通过声援先阵,先攻取岸州(疑为崖州。珠崖,指海南岛——引者注),进而可使经略岭南诸州。如上所云,青森府的精兵二万,从数年前取黑龙江之地,仙台府之兵二万许也作为青森府的援助,可攻取满州之地。沼垂府之兵四万、金泽府之兵四万,各分半而发,以四万许精兵,攻取混同江(松花江汇合黑龙江以后称混同江)、吉林城等地,集中右四府的兵力,且又抚御新附的夷狄之众,进而可经略盛京……盛京如果已经危急,其王城北京顺天府也必定骚扰如鼎沸。仔细权衡各方兵力,如果探到支那人已经困穷,熊本府之兵再加以亲征的皇军共八万余人,直渡西海,可以攻取江南之地。然后此府之兵六万余人如果能征服南方诸州,则江汉以南其势土崩瓦解,皇军可所向披靡。已经取得州郡之后,大施仁德以抚纳新附的支那人。先立朱氏(皇国明之苗裔甚多,我的亲戚即有一个明之朱氏)一人,封明室之后,厚祭其先祖宗庙,且登用有文才的支那人,令其作制令,以原来皇国讨伐清是因明朝遗族之愿请而周檄诸州。江南有许多明之遗民。且郑氏、吴氏余党隐居者也不少,迅速加入皇军的越多,两三年之间江南就可以完全解决。而后,乘胜而渐渐进取,不难荡平整个支那。既而至其极,即便是庸人也足以全统一之大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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