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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新旧中西之间


□ 赵山林

  摘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包含看戏评戏的丰富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戏剧审美情趣。他一方面强调戏剧要以忠孝感人,另一方面又强调戏剧要有韵味,揭示“诙谐”与“严重”两种性质,作出了某些带有近代意义的思考。他给优秀戏曲艺人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又不脱与乾旦交往的旧习,但其中又体现了对人的某种程度的尊重。他欣赏京剧,又欣赏民间曲艺和外国演出,体现出审美情趣上雅俗、新旧、中西的接近与融合。这一切都与近代中国特别北京、上海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关键词:忘山庐日记 戏剧 审美 情趣
  
  文人观剧活动古已有之,到近代,既保存了许多传统的内容,又发生了不少变化。本文拟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主要依据,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孙宝瑄(1874-1924),一名渐,字仲王与(一作愚或瑜),浙江钱塘人。父诒经,光绪朝户部左侍郎。兄宝琦,曾任清廷驻法、德公使和顺天府尹,人民国后一度担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妻父李瀚章,李鸿章之兄,曾任清两广总督。宝瑄以荫生得分部主事,继得保补员外郎,历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等职。民国初,任宁波海关监督。
  孙宝瑄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对西方文化有所接触。其交游,既包括章炳麟、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夏曾佑、严复、张元济、蔡元培等风云人物,也包括李伯元、谭鑫培、梅雨田、汪笑侬、刘永春、金月梅等文艺界、戏曲界人士,而看戏评戏亦是其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在《忘山庐日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载。1901年11月5日(九月二十五日)日记:“夜,观剧于丹桂园,鑫培未登台。时余于万人丛中,持一卷书观之,不异明窗净几时也,所观者即译编之《物竞论》。”一头立足传统,一头汲取新知,正是当时一部分文人精神状态最生动的写照;而孙宝瑄的戏剧审美情趣亦可概括为在雅俗新旧中西之间。
  
  一
  
  孙宝瑄于戏曲中,最喜看京剧,尤其喜爱看老生戏,其着眼点主要在“忠孝感人”。1893年12月25日(十一月十八日),年仅二十岁的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余紊性好丝竹,虽非知音,而听之忘倦,最喜徽曲,尤爱其老生,谓其一唱三叹,有激昂慷慨、淋漓悲壮之致,若遇忠臣孝子事,则尤能感人。”(第7页)
  孙宝瑄这一见解,使人想起焦循《花部农谭》中的一段文字:“梨园共尚吴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其《琵琶》、《杀狗》、《邯郸梦》、《一捧雪》十数本外,多男女猥亵,如《西楼》,《红梨》之类,殊无足观。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
  当然,孙宝瑄这一见解,还可以上溯王阳明。1901年6月1日(四月十五日),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王阳明日:礼乐不复作矣。今日而欲陶情善俗,其惟留意于戏子乎?盖能勉于善而不知,亦可化人于恶而不觉也。余谓支那菊部之歌调,凡三种,日秦腔,哀怨激厉,亡国之音,不足尚也;日昆腔,则柔曼靡丽,但传才子佳人之情绪而已;惟京腔中老生所唱者,虽词涉鄙俚,而音节悲感苍凉,能曲传忠臣孝子仁人志士之胸怀。擅其技者,惟京师之谭心培、孙菊仙二人,余生平所最喜听者也。至西国之乐,发扬蹈厉,固治世之音也,而其感人处不及焉。余尝云:民乐则无诗,既无诗安有乐。”(第34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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