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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民族文学新观察


□ 刘大先(汉族)

◎ 刘大先(汉族)

对于中国各民族文学而言,2012年注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将在日后被文艺史家记录在册。从文学外部来看,这一年正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结束,十八大胜利召开,支持文化艺术的创意、开发、创新,成为国家公共事业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一。因应了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社会发展规律,当文学作为社会运行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它与其他社会力量息息相关。《论语?子路》中冉有问孔子:“既庶矣,又何加焉?”答曰:“富之”。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也就是说,当人口发展、经济发达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文化事业随之兴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除了自身积累与内部发展的因素之外,也正是经济腾飞、科技发展、国力壮大背景之下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

一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较之于以往几年,2012年的少数民族文学活动、会议、奖项、作家、作品的涌现都出现井喷式的现象,这既是数年来各民族文学默默耕耘,各民族作家埋首创作积蓄能量的集中爆发,同时更是与文化主管部门的大力扶持有关系。

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坚持严肃创作操守的作品,作为一项公共、公益、共享的文化事业,对于丰富中国文学版图、提供认知多元文学的途径、沟通交流差异地域、民族、社会等诸多方面都起着润物无声的作用。因而,政府的扶持既是众望所归,也是实行文化领导的必然曲径。

以往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往往忽略了文学制度和组织,近些年来才愈加注意到它作为一种结构性背景的重要性。本年《民族文学》杂志举办了数次作品改稿班,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笔会,从更深远的角度看,通过编辑与各民族作家、作家与作家、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对话、交流,一方面能够加深理解,利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彼此学习、借鉴、提高;另一方面,则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在引导创作与舆论走向上也有着潜移默化之功。作家作品研讨会则是另外一种及时的批评反馈和信息宣传。今年在北京举办数场有关内蒙古、重庆、四川、云南、新疆等地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研讨会,次数、级别、作品的质量、作家批评家参加的人员都超越往年。

民族语文学的互译活动,在今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大量的少数民族语作品翻译成汉文,汉语作品也翻译成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文字,无论对于汉族还是对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来说,这都是了解彼此文学的有效途径。最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学》拥有了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版本,这无疑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回应伟大时代和人民”的盛事。

当然,年度最大的事件无疑是9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和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共有25部各民族的作品和4位翻译家获“骏马奖”。这是一个阶段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绩的集中呈示。从获奖作品来看,各种题材、体裁、技巧、美学风格、文化品位、思想探索兼顾,不同民族、地域都有包容,但是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就是对于大地的深情、对于民族优秀传统的守望、以及在急剧转型社会中民族文化及其中的个体震惊体验与历史记忆。

少数民族文学的这种主流书写,显示了它的农村题材、牧区题材、底层关注、边缘边疆视角的取向。不唯是对于本族群文化变迁、社会现实、历史传承的人道关怀,同时凸显了整个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所经历的复杂性。由此,少数民族与主体族群、后发边地与发达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与全球性信息、资本与消费文化发生了关联。肖勤(仡佬族)《暖》的残酷极端叙事、李进祥(回族)《换水》的宗教仪式原型书写、潘小楼(壮族)《小满》的复杂人性体察、钟二毛(瑶族)《回家种田》的城市化进程的压抑、尼玛潘多(藏族)《琼珠的心事》中现代性的冲击、朴草兰(朝鲜族)《飞吧,龙!龙!龙!》(金莲华译)中流动劳工的认同坚守都是类似的作品。它们以其富于质感的细节、认同的情感、悲悯的情怀为一个时代的走向点染了清晰的轨迹。

一种多声部声音的齐响

如果以“声音”这一关键词来观察2012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表述方式,那么我可以大致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沉吟与哀歌、独白与私语、和声与唱颂,分别体现了作家不同的审美追求与价值选择。他们或者以打捞、记录、铭写某种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当下命运为己任,或者倾心于个体在共同体、社会、国家背景中的思考与关注,或者以主旋律为旨归,在对历史回顾和现实讴歌中弘扬正面价值。

黄昏叙事可以说是一个鲜明的主题。千夫长(蒙古族)《阿尔斯楞的黄昏》中阿尔斯楞和狮子在城市中的格格不入,其实也隐喻了传统游牧生活在现代商业的潮流中已然进入黄昏。德纯燕(鄂温克族)《喜宴》和罗荣芬(独龙族)《孟恰》都可称之为暮年叙事,前者在个体和群体的回忆中,将涂音、柳大年、江梦芳两家合为一家的患难相恤,慢慢由记忆的碎片糅合为一个动人的情义故事;后者则是独龙族母女的一世恩怨,到老年终于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女性的戾气、压抑、坚忍、博大和宽厚,在平静细碎的字里行间喷薄而出,带有边地特有的生命力度和厚度。陶丽群(壮族)《一塘香荷》说的则是恒久的时光轮转中沉淀下来的“宽容”,两个“仇人”在年近黄昏的时候达成了谅解。大地上的恩怨终究尘归尘土归土,唯独不能被都市化进程所割断的是与土地的亲缘关系。而陈萨日娜(蒙古族)《哈达图山》里萨姆嘎老人对于火葬的恐惧,儿子阿古拉的不理解,儿媳妇吉姆斯的无动于衷,孙子胡格吉乐的冷漠,处处显示了传统面临断裂时的文化冲撞和代际冲突。而老人最后的自决,让人在深深感叹的同时,对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守护愿望有了更深一层同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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