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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形象旅行


□ 曾艳兵

  非洲出了个卡夫卡,海边出了个卡夫卡,中国出了个卡夫卡,卡夫卡出现在世界各地,卡夫卡的形象在世界各地漫游。我们还期待着出现更多的卡夫卡……
  
  卡夫卡是谁
  [英]里奇·罗伯逊著,胡保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
  
  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因为卡夫卡父亲的形象既可以是弗洛伊德“杀夫娶母”情结中的父亲,也可以是某种官僚体制、专制制度,乃至权威的象征,甚至可以直接等同于基督教或犹太教中的上帝。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的父亲原是一个半行乞的乡下屠夫的儿子,后来积蓄了一份财产,成为中等的服饰品商人,以后又当了小工厂的老板,为人自信而偏执。他一心要把卡夫卡培养成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尽管卡夫卡全然无心于此。这使卡夫卡觉得仿佛同父亲的斗争就是全部生活,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36岁的卡夫卡曾给父亲写过一封长信,回答他为什么畏惧父亲,但写信时战战兢兢,结果无法充分地表达自己恐惧的意思;他已经被对父亲恐惧压迫得说不出话来,但正是这种无法言说的恐惧使他想给父亲写这封信。卡夫卡在信中写道:“在我的眼里世界就分成了三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就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烦恼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唯命是从。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便是卡夫卡的三个世界:我的(奴隶的)世界、父亲的(统治者的)世界和其余人幸福自由的世界。卡夫卡在这个被撕裂的世界中,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后退。在这封信里,卡夫卡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同时也是法官。
  这封长达四万五千字的信最后没有送达卡夫卡父亲的手中,卡夫卡的母亲没有将这封信交给自己的丈夫,卡夫卡的父亲没有机会读到这封信,我们当然也就绝不指望卡夫卡父亲的回信了。这样看来,在卡夫卡父子之间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中,卡夫卡的父亲其实一直是缺席的,他没有丝毫辩白、回应的机会,父亲的形象完全取决于儿子的一面之词。这对于卡夫卡的父亲似乎是不太公平的。有鉴于此,1984年,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模拟赫尔曼·卡夫卡的语气,写了一篇接近于独白形式的作品《父亲的回信》(Letter from his Father),他在信中指责卡夫卡过于强调自己的委屈,却不肯宽容别人的弱点。她认为,卡夫卡父亲的过错主要在于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大喜欢阅读;况且他还非常忙,每天需要在商店里工作12个小时。再加上卡夫卡的作品具有20世纪初先锋派艺术的特征,根本不适合于一般读者的阅读。因此,卡夫卡对父亲的控告仅是一面之词。“在这场审判中,卡夫卡既是雄辩的律师,又是法官、陪审团,他对事情的真相毫不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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