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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一个问题(创作谈)


□ 周景雷

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什么样子,恐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由于人们的切入视角和关注点不同,所以在不同的评论者甚至是小说家自己那里总会出现不同的标准。同样作为一篇耐读的小说,在现实主义者那里和在现代主义者那里总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擅长维系宏大历史叙事的传统似乎在今天更为关注局部和细节的问题,他们通过对生活片段与细节的真实描述,来延续和填充在原来的传统叙事中所可能存在的不足。但那些现代主义者或者说先锋文学家,总是把他们的目的掩藏得很深,他们通过不断的隐喻和转喻,一遍一遍地把他们的描述对象翻转过去,以期使这个世界更加的不可理喻。也许正是在这两者的对比上,小说写作的难度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就总体特征而言,孙春平的小说创作正在不经意间为这种写作难度提供了一个范例。也就是说,在他的创作中既保持了其所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立场,同时他又为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和手段开辟了另外一个途径。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容量在不断增大的同时,正在呈现出其超越的可能。
超越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类小说写作上的可能性。它包括形式上的、文体上的,但更包括内容上的。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界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时代,黄子平先生曾把创新比作追得人到处乱跑的狗。但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形式的创新,大概形式的创新经常能够带来内容的跟进,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形式承载了什么样的内容。
孙春平近年来的小说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官场小说,如《非赌》《马走日象走田》;第二类是关注底层的创作,如《蟹之谣》《夏雪莲的第二职业》;第三类是知识分子小说,如《教师本是解惑人》《情感逃逸》等。不管是哪类小说,他都力图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可能性的描述。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看待生活是固定的,他们期望有一种定性的描述。但孙春平却把这种必然变成一种可能。他把生活分成了很多的可能,然后来供他的人物进行选择。但一种选择被确定之后,就意味着其他的可能被拒绝或者抛弃。但这种拒绝或者抛弃,仅仅意味着人物的行动或者行为,不代表叙述者和读者的抛弃。而且也是由于一种可能性的选择,它使读者必然地思考这种选择的动因。所以在阅读的感受中,所有的可能性仍然是同样地存在着。比如在《学者出行》中,那位学者冯先生完全可以享受免费乘坐软席车厢,但他选择了苦行,饱受“颠簸流离”之痛;在《教师本是解惑人》中,廖柏木本可以避免“嫖娼”之罪;在《非赌》中的那位县长也本可以听从组织的召唤,从而放弃对市长的角逐,但由于这些人物的过分自信或者游移,使他们在可能性的选择中,选择了这种可能而不是另一种可能。在这里作家提供给人们的仅仅是众多的可能,至于哪一种可能将成为现实,自然成为作品中人物的权利。因此,一个成熟的作家不是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权利而是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在表达自己的权利。这大概也是小说存在的理由。
基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要求,一个作家的职责是发现问题并设法指明事物的发展方向,从鲁迅、茅盾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后期,那些现实主义者们大抵如此。但问题是,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到底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改变又是什么呢?很显然,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给人们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上面临着全球化窘态的今天,一个作家硬是要从纷繁复杂的事实中给出一个确定的途径,显然是不可能的。昆德拉似乎早就说过,一个小说家虚构一些故事,在故事里面询问世界。人的愚蠢就在于有问必答,小说的智慧就在于对于一切提出问题。他说:“当堂·吉诃德离家去闯世界时,世界在他眼前变成了成堆的问题。这是塞万提斯留给他的继承者们的启示:小说家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在一个建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确定性世界里,小说便死亡了。或者,小说被迫成为这些确定性的说明,这是对小说精神的背叛,是对塞万提斯的背叛。”(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虽然昆德拉是一个现代主义的作家,但他提出的问题对现实主义者来说仍然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而且我们也似乎在发现一种趋势,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并不拒绝一些具有明显现代主义色彩的写作方法。
孙春平的小说就是在提问题,这一点和他对现实社会的可能性想像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众多的可能性,尤其是人的生存状态的众多可能性,那么他所有的问题就会变成一种确定的答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还谈什么丰富性和陌生化。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远比他看到的世界要丰富和复杂,只有当他将这些转化为问题的时候,他的小说才有了诗学的意义。我们惯常在一些小说中看到那些毫无疑问的指斥或者赞扬,伴随这种指斥或者赞扬,作家把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解决了,因此读者读到的就会变成一份文件或者文献。孙春平的小说基本上不解决问题,也有可能他解决不了问题,因此他所提出的问题就变成了具有张力的意义场了。比如在《教师本是老实人》中,于力凡的人生经历,不论在哪一个阶段上横切下来,都构成当今社会的一个深刻的关注焦点,从教师的社会地位到权钱交易,从官场腐败到弱势群体,从纵情声色到生存意义。甚至在于力凡逃避掉即将面临的法律惩罚这个带有明显社会公正和正义的问题时,他都不知道能否解决。再比如,在于力凡身上还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从郊区的一所子弟中学调入一家大企业的职教科,完成了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空间位置的转移,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养成造成了一种大的变迁,当于力凡完全堕入到深处中心的优势中的时候,他完全抛弃了作为知识分子众多可能性中的所有可能,人格异化了。于力凡有过少许的良心纠缠,但当他把自己的异化又强加给另外一个需要他的救助的弱者时,它抵消了原来的那点可怜的良心自责。既不批评也不愿做孤独的边缘人,更不是那种自由的飘浮者,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众阶层”的存在现实,也是孙春平在众多的可能性中所提供的一种最现实的最大的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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