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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树(散文)


□ 谢 伦

  我们村子是树的村子。柳树、桃树、杏树、槐树、白杨树、苦楝树……村里的树多得数也数不清,这还不包括墙根儿、堰边的那些似乎永远也长不大的臭刺橙、唐梨、野酸枣和木槿。我要用多少年才能记住它们的名字。更不要说那说不清年代的一些古树,春秋寒暑,风晴雨雪,花开花落,阅世事无数,实在是村里的灵物。一棵树长在一个地方,如果不遭砍伐大多比人活得长久。这么浅显的道理也是我活到几十岁以后才明白的。

  人对万物的领悟真是太迟钝了。

  近两年我以字为齿,不断梳理着往日的故乡物事,这其中就有树。虽然它们大多早已经消失于时间的长河,没了痕迹,但它们和我童年的生活搅在一起,成了村庄故事的一部分。我每每提笔,总有要给它们讲出来的欲望。其实,树和人一样丰富复杂,每一棵树也都是有一个故事的。现在,我就来讲讲我所熟悉的,那几棵树的故事。

  乌桕树

  乌桕树我们那儿叫木籽树,或穆子树,现在我也不知道这几个字怎么写法,也不知道这么叫有什么来历。我们村对很多植物的叫法跟别处不一样,比如蔷薇,在开春伸藤的时候称长长(读zhang)苔,到夏秋了就叫爬爬刺。乌桕树我们那儿到处有,但方圆数十里还数我们村前的河坡里长得最多。村前的河坡陡峭,不能种庄稼,就长满了乌桕树,一片一片像专门种的,其实不是。每年一到深秋,漫坡云霞映染般的红,煞是好看。不过那些乌桕大都身子矮粗,枝节也七拐八歪,老是长不起来。因为我们连年砍。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一直缺柴,从田地里收起的麦秸、稻草、高粱秆、棉花棵子都是做饭的燃料,却也远远不够烧。冬天农闲时,大人们拉了板车,带了筢子和草要子去山上筢栎叶松毛,小孩子便在田埂河坡砍灌木野蒿。这些乌桕树就被我们砍削成了一棵棵的老疙瘩。倒也不能大明大白地砍,那时候树是不许随便砍的,村里有专门的护林员,即便是好玩,在哪棵树上砍一刀,被大人们发现也是要遭到训斥的。可也说不清为什么,河坡里的乌桕似乎是例外,或许认为那是杂树吧,只要不伤及树身、树根,偷偷爬上去斫下些枝条,大伙都睁只眼闭只眼。

  但是有一棵乌桕树我们谁也不敢动它,别说是树枝,就连秋后那满树的白得雪粒一样的乌桕籽,也没人攀摘。它长在河坡的坡沿儿上,比坡下的乌桕们都高大,粗壮的主干二人牵手合抱不住,树冠纷披斜伸至河中。听村里老人说,这棵树在解放前是属阎三多家的,不光这棵树,还有河坡里的那些树,还有上下二十几里的滚河,都是他家的。阎三多家是大地主,他爹当过伪保长,1949年叫政府给枪毙了。据说原来树旁边还有座庙,叫镇河庙,也是阎三多他爹修建的。那时候滚河老是发大水,发一回大水村里就要冲走一些牛羊和房屋,还淹死人。三多他爹就请人修了庙。矮矮小小的一间房子里,供着一个怒目圆睁手持钢叉的镇河神。镇河神是镇滚河水妖的,村里人有个三长两短,也好去那里磕头消灾。后来镇河庙被扒掉了,乌桕树反而是愈来愈苍翠茂盛,人们就觉得这棵树不一般,就把树当作庙神来祭拜了。我们小娃子自然没见过庙,亦没见过什么镇河神,但每次打那儿走,总能看到树身上用麻绳捆着的腿朝上、头向下的白纸人儿,地上也总有烧过的一堆堆灰烬,心里就怪怪的,发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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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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