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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地带”的困惑


□ 黄玉梅

“交叉地带”的困惑
黄玉梅

【摘要】路遥的乡村叙事作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执著反映黄土高原上“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生活,但由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艺术表现与审美理想的对立构成的“交叉地带”创作心理局限了作品的力度。
【关键词】交叉地带 困惑 路遥 乡村 叙事
当各种新思潮席卷中国文坛的时候。路遥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沿着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到《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路数,以异常激烈的“个人向群体挑战”的情绪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从而使他的所有乡村叙事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聚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交叉地带”文学。
关于“交叉地带”文学的理论阐述,路遥认为:“‘城乡交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的互相渗透和交叉,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现代生活方式同传统生活方式,文明和愚昧,现代思想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典型矛盾。基于这种认识,他的小说大多描写黄土高原上乡镇小村这一“城乡交叉地带”平凡而真实的生活。展现当代生活的变动与互渗,企望创造当代民族生活的历史画卷。从而实现创作上的某种“超越”。

一、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

一位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作家,无论他是描写历史还是反映现实,其作品必然充溢着时代的气息和深刻的现代意义。路遥能够在作品中用现代意识观照平凡世界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状况,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人生景观,无疑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体现了他“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的现实主义准则。《平凡的世界》表现出一种透视我国农村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特有的复杂现象——农村“土政治家”的认识意义。陕北老区的人们对革命事业有着极其崇高的热情,对党和政府有着极其真挚的感情。然而,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人们的这种神圣情感被不同程度地扭曲或愚弄。从村干部田福堂、孙玉亭,乡干部徐冶功到县委领导冯世宽、地委领导苗凯,职务各有不同,作风却极其相似。他们对农民的愿望和苦难很少理会,只管上传下达,邀功争官。什么移山造平原、假造冒尖户,什么样的事情到了他们的手里,都堂而皇之地具有了政治性和革命性。以至于小小的双水村,都有了几个职业的“政治家”。广大的普通农民却又不得不听从这种“政治家”的摆布。这种左倾政治的长期运行,不仅使得老区农民生活艰难、思想迷乱:而且使得各级干部才学疏浅、头脑僵化,从而在改革热流方兴未艾之时,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扮演反对派的角色:在改革大潮势不可挡之时,他们又成为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改革进展之所以艰难缓慢,左倾政治总是阴魂不散而且常以新面目再现,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甚至于少安与润叶的爱情悲剧,润叶与向前的婚姻纠葛,也是其结果。

此外,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深刻地描写了在党中央明确发布了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劳动首先富起来的政策之后,不同的人受到冲击的不同反应和表现,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大潮的不可遏止之势。当田福堂面对急剧发展变化的形势还在迷茫痛苦之时。他那瘦弱的儿子田润生却在划分责任组的队会上,请求孙少安、田海民不要与他那甩手而走的父亲计较,诚恳表示他要辞去教书工作,到责任组去劳动。而田福堂后来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到县城当起了包工头。“革命家”孙玉亭在划分责任组后。最终也还是要为解决吃饭问题被老婆贺凤英咒骂着,扛起镢头出山去了。在这些描写中,路遥把自己对社会变革那种高层建瓴式的透视表现得十分有力。
同时,路遥并没有把人物的人生游离于历史之外,他在《平凡的世界》中着眼于苦难的境遇去表现人的命运,从“已存在的生活”角度去观照和阐释人生。孙少安掌握了生产队的权力后,在他所领导的双水村第一生产队实行责任制,结果遭到公社、县、地区三级的压制,失败了。在这里,路遥要表现历史是时代的历史,个人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不管孙少安多么不满足于农村的贫困。多么顽强地抗争“四人帮”的淫威;也无论孙少平多么想走出农村这块闭塞的土地,多么厌恶于农民身上存在的那些愚昧落后的重负,但是他们都不能超越农村这个现实空谈理想、追求、改革。这是路遥把人生溶于历史与时代的波涛之中后思考的结果。
在用现代意识进行各方面的观照中,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路遥在作品中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普通劳动群体,特别是农民群体,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封建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熏陶而形成的民族心理积淀,他们大都会缺乏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逆来顺受、满于现状。形成了一种国民劣根性。现代生活中文明与愚昧的冲突酿成一场场悲剧,陈腐的传统扼杀着现代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呼唤,表现人的觉醒即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追求成为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主题。路遥的小说大都反映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渴望改变守旧状况、开阔眼界、渴求知识、奋发进取、追求现代文明,在社会变革中克服自身弱点走向自我觉醒的痛苦历程。在高家村,没有谁像高加林那样坚决地要求肯定自身的价值,强烈地呼唤“现代文明的风”,企盼改革的“吼雷”、“闪电”。他对父亲和德顺爷爷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们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他不满足与父辈的生活:逆来顺受、喝脏水、住漆黑的窑洞、由别人包办一个婆姨、干牛马一样的活:他追求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自由恋爱、讲究卫生、洒香水、搽香皂、有电影看、有运动场所、能到国外去旅游。在远离故土的路上,他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甚至要求自己“残酷一些”,表现出一种走的冲动与反叛的倔强。在《平凡的世界》中,就年轻的灵魂不安分的天性而言,孙少平和高加林的精神状态是相似的。但他又绝不雷同于高加林,他比高加林更加冷静,有更为纯净的人格美,能更加脚踏实地地开拓独特的生活道路。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必然趋势,他终于彻底走出了黄土地。而田晓霞处在那样的思想禁锢时期,往往能够谈出让其身为领导干部的父母都无言以对的见解,这种敢于独立思考的精神也是一种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至于后来她不顾忌孙少平在生活环境、工作事业方面与自己的巨大差异而热恋他的举动,则更显示了她自我意识的成熟。因为她不是在受某种政治观念左右或是一时冲动下的所作所为。她对孙少平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她对自身幸福的真心追求。路遥通过对高加林、孙少安兄弟还有田晓霞身上所表现的不同视角的自我意识觉醒,使作品力图有“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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