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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与相知


□ 扬之水


  名物研究,在近几十年中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不仅专业以外的人对它很有些陌生,即便学术界也并非人人熟悉,虽然作为古代经学中重要的一支,它在近代学术史中也还发挥着作用。不过,最近几年名物研究重又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且已有几部专著问世,如陈温菊《诗经器物考释》(台北文津出版社,二○○一年),如阎艳《〈全唐诗〉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二○○四年)。当然它不仅仅是“回到传统”,当然它有着学者所赋予的“现代性”。以新兴学科与古老学科打通的方式,而为后者灌注新的活力,可以说是当今名物研究者的共识,只是由于专业不同,入手的角度、研究的具体对象各有不同而已。
  叶秀山《关于“文物”之哲思——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感》(以下简称《有感》)一文,有几段话说得很好:
  文物为文化之“物”,人文之“物”。“物”本来就是物,为什么还要饰以“文”?我们看到的那些品类繁多的陶器、瓷器,虽有不少精美的花饰,但相当一部分还都是实用的生活用品,像壶、罐、盘等等,此时“物”前之“文”,当不指那器皿本身上的花纹装饰。那么它们“文”在哪里?为什么现在人们不在“用”它们了,反倒由普通的“物”,转化成为“文物”?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设想和“后现代”派相反的一种思路,即不是把一切的“文献”作“文物”看,而是将一切的“文物”都作“文献”看,即随着时光之流逝,此类物品之实质性、物质性功能以及由之而来的装饰性功能隐去,而其精神性、文化性功能则显现出来,故而“物”成了“文物”。
  文物展显一种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实物本身所能涵盖得了的。我们看到的一方古砚、一套衣冠、一个陶壶,都不是说一下“这是某某”之所能穷尽的。这些文物不只是告诉我们它们的名字和用途,它们向我们说的是很多很多的“话”,可能还不断地在“说”,它们有“说”不完的“话”在“倾诉”。我们眼前的“文物”无不一一向我们打招呼,邀请我们与它们交谈,以便“相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叶秀山卷》,447、44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它教人想到,文物是有生命的。生命过程可分作两部,其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一面以它的作为有用之物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装饰、造型等愉悦时人的审美目光;其一是文物。《有感》云:“历史科学不可能穷尽过去之一切事实,使之成为一个‘生命’之流,只有如实地将‘事实’回归到生活的‘事件’,才是真实的‘时间’,‘事’才是时间性的‘史’。”那么承载着“事实”的文物便是以诉说的姿态“如实地将‘事实’回归到生活的‘事件’”,而在激活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复活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面对文物常会产生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感受。不过,“说一下‘这是某某’”,其实已经很不容易,甚至已经可以构成问题,即所谓“定名”问题,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有此第一步,才能够呼唤起沉睡已久的生命,才可能有对它的倾听和由此而来的第二步的相知。而比我们古的古人面对更古的古物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因此名物学很早就诞生了,如果把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算作第一部,那么时代是三国。以后北宋又有了古器物学。当然严格说来二者很有区别,前者根源于《诗经》的名物研究,面对的仍是文字,后者所面对的才是“文物”。或者可以说,名物学是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是持“物”以找名,名与物的疏离处是二者各自的起点,名与物的契合处则是二者最有意义的殊途同归。
  关于名物研究以及它的历史,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华名物考》的《名物学序说》中有一番扼要详明的论述。即第一是作为训诂学的名物学,它以《尔雅》、《小尔雅》、《广雅》为主线,此外又有性质相近的《方言》等,共同构成名物研究的训诂学基础。第二是名物学的独立。以《释名》开其端,以后又有从《诗经》的训诂中独立出来的名物研究,再有从《尔雅》分出来的一支,如《埤雅》、《尔雅翼》、《通雅》。第三是名物学的发展,它的研究范围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大致说来有如下内容:甲、礼学;乙、格古(古器物);丙、本草;丁、艺植;戊、物产;己、类书(如《清异录》、《事物异名录》、《三才图会》)。第四,作为考证学的名物学。即特别把经学中的名物部分提出来,用考据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为之作图解,如江永《乡党图考》。若作分类,可别为数项,如:甲、衣服考;乙、饮食考;丙、住居考;丁、工艺考。也可以说,这第四项主要是清代学者的贡献。(《中华名物考》,19—51页,平凡社一九八八年。按其初版于一九五九年,春秋社刊行)
  关于古器物学,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所论甚详。不过这里乃把考古学作为古器物学的延续,这恐怕是当今考古学界所不能同意的。但他对古器物学的确分析得很透彻,并且给予了很公允的评价。对于宋哲宗元七年完成的《考古图》,他的意见是:“这部书的出现,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在这部书内,我们可以看见,还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就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像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记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与文饰。”而古器物学八百年来在中国所以未能前进,“就是因为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没有填紧的泥塘上,建筑了一所崇大的庙宇似的;设计、材料、人工,都是上选;不过,忘记了计算地基的负荷力,这座建筑,在不久的时间,就显着倾斜、卷折、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60—61页,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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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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