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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不挠的博学”


□ 旷新年

  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足轻重和并不讨好的休闲娱乐。文学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这已经成为困扰许多文学研究者的一件事情。
  文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的这种困扰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米勒中心为美国宪法二百周年庆典举办一个有关宪法的系列讲座的时候,肯尼思提到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发生的一场重要争论。医学家和生物学家常常对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说:“我们不断地发明东西: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新的各种谷物和麦类,而你们这些社会科学家除了单纯地重复过去,又做过什么呢?”当时有人回答说:“你听说过美国宪法吗?”肯尼思说:“这种回答是正当有理的,因为至少一些人会证明,美国宪法也许是以往二三百年里最伟大的社会发明。”(见尼尔·里默:《宪法与一七八七年政治领域的一种创造性突破》,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不论美国宪法是否是三百年内最伟大的发明,可是,它却确实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苏联从“后发优势”变成“后发劣势”的剧变则提供了反面的证明。C.P. 斯诺曾经说:“一个大国的全面工业化任务,如今日的中国,主要是有决心培养足够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只要有决心,不要几年就可以了。”(C.P.斯诺:《两种文化》,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他曾经称赞苏联是世界上培养工程师最多的国家。苏联甚至把作家和艺术家也称为工程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苏联以“赶超”方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从二十世纪初惟一被亚洲国家打败的落后的欧洲国家很快成长为“超级大国”。苏联成长的神话是“后发优势”的证明,而其崩溃又是“后发劣势”的最好实例。“洋务思维”和“工程师崇拜”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这一个硬币的两面。“后发劣势”致命的根源在于,只看到“有形资产”,看不见“无形资产”,只相信“硬道理”,不知道“软道理”,只知有“经济基础”,不知有“上层建筑”。于是落得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人文学科对于世界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往往被人忽视了——当然,这种影响一般来说不是直接的,而是潜移默化的。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结尾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二十五或三十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哈耶克长期被视为是怪物,他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声名狼藉、无人问津。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在哈耶克高寿的晚年,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了主流思想和新教条。尽管哈耶克和凯恩斯在思想上是对立的,可是他们对于思想的重要后果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一书中说:“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凯恩斯、哈耶克以及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等人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因此,福柯说:“我们不应该把人类生活和人类关系中极为重要的思想看成多余的。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了,但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着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着思想。”(《思想 批评 转型》,《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划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用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葛兰西更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葛兰西认为,观念、机构和他人的影响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认同来实现的。葛兰西称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为“文化霸权”。阿尔都塞则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够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
  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媒介和框架以及“前理解”来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我们每个人从不同的母语,从不同的时代、民族国家、阶级社群,从不同的历史、传统进入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有不同的眼光。某种天赋的身份和信仰具有绝对的偶然性,如果降生在古代的印度,就可能是个佛教徒,如果出生在阿拉伯国家,就可能是伊斯兰教徒,如果你生在法国,就可能是天主教徒,而如果生在德国,就可能是新教徒,如果生在“五四”时候的中国,就很容易用一种“传统”/“现代”的眼光来区别和看待世界。这种偶然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某种“心理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往往规定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选择。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要裁定不同思想价值体系的高下,而是要找出它们的规律和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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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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