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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现代性:从一个新角度透视创造社的“转向”


□ 叶世祥

  摘要:青春勃发的创造社成员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的并军突起,可视为千年古老帝国的审美观念结束了漫长的古典时期而真正迈向现代的一个鲍佳转捩点。创造社的“转向”远远不只是创造社的内部事务,而是事关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进程,审美现代性对透视创造社的“转向”,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宏观视角。
  关键词:创造社 转向 审美现代性
  
  一
  
  创造社的“转向”,作为一个无法让人熟视无睹的重要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在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专题探讨这个问题的论著屈指可数。然而,新世纪以来情况大变,短短几年里就有10多篇论文专门深入研究创造社的“转向”。这一现象本身就颇耐人寻味。
  新世纪之前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朱寿桐、周惠忠、蔡震的相关论著,分别把“情绪”、“表现”、“理想主义”作为追寻“转向”前后一致性因素的关键词,据以论证创造社“转向”的可接受性。纵观新世纪有关创造社“转向”的研究成果,较之以前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不只是努力追寻“转向”前后的一致性因素,提供“转向”的合理性解释,而是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示“转向”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张勇既从“转向”之后的无产阶级文艺观的单维突进、阶级意识的产生和阐释中国的焦虑探究创造社“转向”的外部社会原因,又从“转向”之前的《创造周报》兴衰的考察,让我们于创造社同人办刊理想和文学理念的改变这一文学“第一现场”一窥创造社“转向”的隐秘,还从善于突破旧有体系限制的具有非常规性、积极主动性的创造性思维和注重体验的原始逻辑思维,探究创造社“转向”的内在心理基础;徐敬则从考察处于“转向”之中的《洪水》杂志,以展现创造社执掌新型话语权力的努力,并得出创造社的“转向”是为重建“话语权”的结论;李春梅认为,创造社作家的双重文化人格(即一方面具有个性意识,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注重自我的实现,另一方面又具有群体意识,自觉承担群体价值,不惜为群体价值的实现牺牲个体),是其“转向”的内在原因;童八生也是沿着文化人格这一思路,只不过以郭沫若为个案,在对郭沫若从个性主义到群体意识的转变分析中,阐述创造社“转向”的原因;袁红涛则以成仿吾为个案,追索其文学批评的矛盾与困境,试图让我们在成仿吾青春的激情与人世的冲动这一内在矛盾中,窥见创造社“转向”的一个侧面;刘振强从传统文化心理出发,结合时代语境、现实需要、外来浪漫思潮的本质定性,论证创造社的“转向”是在实用理性潜隐性支配下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变构;潘正文则从先锋姿态的困境与转型入手,认为具有先锋性质的创造社,其非理性自我与内在的道德律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种内在矛盾与当时国内无序的社会现实,使得其无法从艺术先锋本身找到出路,只得转向对“革命先锋”的倡导;陈红旗在对创造社前期“文学梦”的分析中指出,有着与文学研究会并峙称雄和“急挽狂澜”于新文化运动大抱负的创造社同人,因生活困苦、思想颓废陷入了生存和精神上的双重困境,这种困境是促成“转向”的重要原因?成立强还以郁达夫“怠工”问题为切入点,疏理人事纠葛的细枝末节,认为自从有了出版部这一营业实体,创造社实际上就已逐渐变成争权夺利的名利场,让我们于富有中国特色的人事纷争中揣度创造社“转向”的内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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