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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赵树理写作”


□ 杨占平 王春林 傅书华 陈克海

  一、“后赵树理写作”口号的提出
  
  傅书华(太原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后赵树理写作”,这一口号的提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想,现在的当务之急,恐怕是应该先结合具体的作品,着重多作一些微观的分析、研究,然后,以这些为立足点,概括出这一写作形态的性质、特征、表现方法等等。当然,不是说,这一口号是凭空提出的,而是说,从山西小说创作现状整体感受出发,我们感觉到了有这样的一种创作形态的存在,感觉到了这样的一种创作形态与赵树理的写作姿态写作方式有着某种内在的有机关联,至于其具体如何,是需要我们从具体作品出发作具体的分析、研究的。我记得当年《钟山》杂志首先提出“新写实小说”的口号,在最初,他们也是基于一种对一个时代新的文学形态将要出现的敏感而提出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及评论界对“新写实小说”的指认也是五花八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汰,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在研究成果的逐步积累的过程中,“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小说形态、小说思潮,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开始进入了“史性”的研究范围。
  陈克海(山西文学月刊社编辑):参与了几次讨论,后来又陆续重读了赵树理的部分小说,感慨颇多,比如被批评家所公认的“问题小说”。所有的小说应该都是带着问题介入生活的,只是,有的是为解决自己的困惑,有的是企图化解时代的困局。像赵树理的小说,我想他是带着类似于“为民请愿”的公心去写作的,下笔之前,他知道他的目的地在哪里。读他的小说不会失落,更不会空虚,他不会玩什么廉价的花招,但文字也不是生硬无趣的,他自有他的趣味和用心在里头。而现在呢,你读很多人的小说,会觉得不知所云,会觉得无聊透顶。我不知道这是时代变化了,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更高了,还是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正是在这种阅读心理的比较中,我领会到了赵树理的精神维度。有关“后赵树理写作”口号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提出,我想对于写作者来说,不乏一种警省意义。存在何为?就是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吗?近年来,虽然小说出版得越来越多,但衰弱也是不争的事实,故事的俗套,语言的鸡零狗碎,看了半天,云苫雾罩,改变不了你对世界的任何看法。庸常的境况,观念的温文尔雅,语言的假模假式,一句话,面对这样的生活,面对这样的阅读文本,不能不愤慨。不单是在山西,在全国也是如此。这其实有点悲观了。若单从人数和篇章来计算,仍可以看出小说创作的热闹处。山西的年轻小说家们也在尽情施展自己的拳脚,用句空洞的话讲,仍然大有可为。
  杨占平(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山西文学》从今年第二期开始,以“后赵树理写作”为口号,连续编发了李燕蓉、镕畅和手指作品专辑,这期又推出王保忠。我注意到,这个口号已经不仅在山西文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在全国文坛也有人讨论了。前一段,《文艺报》今年第12期头版头条,以《继承新中国文学传统,探索发展创新之路有关“后赵树理写作”讨论给我们带来的思考》为题,对这个口号作了专题报道,采访了一些国内有影响的作家和评论家。尽管大家对这个口号有一些争议,我以为,这是十分正常的,仅从大标题“继承新中国文学传统,探索发展创新之路”来看,该报还是肯定了关于这个口号的讨论。大家关于这个口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把一些青年作家跟赵树理联系在一起似乎牵强。我在这里再强调一次:中青年作家选择的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致力于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强烈的悲悯意识与人文关怀精神,坚守民间立场,深入思考和真切表现普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等等,都是对赵树理文学观念的深化与拓展,是新世纪赵树理文学精神的体现。从这个层面上考量,就能够说这些青年作家是继承了赵树理文学精神的;尤其这期的王保忠,更是符合口号的核心的。
  
  二、“后赵树理写作”的表现形态与创作实绩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80年代的“晋军崛起”,标志着新时期以来的山西小说创作曾经达到了相当的一种思想艺术高度。必须承认,在此之后,山西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歇期。令人惊喜的是,这种情形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也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应该看到,当下的山西文坛的确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良好艺术潜质的中青年小说家。就我个人一点粗浅且并不全面的阅读感觉而言,葛水平小说对于历史与现实多种题材的理解与把握,对于人性的深度透视,以及其叙述话语的成熟老道;王保忠对于短篇小说表现技巧的精到操持,以及在有限篇幅中对于复杂人性的剖析与表现;笛安小说中的苦难意识与悲悯情怀,以及她对于叙事结构的奇特营造,对于叙事话语的创造性运用;李骏虎在都市与乡村两种题材之间的自如游走,以及他对于人物形象的出色塑造;小岸所特别擅长的对于男女情感生活的把握与表现,以及这样一种生活表象的揭示背后对于当下时代人们精神困境的有力洞穿;镕畅那令人惊异的对于多种小说题材的把握能力,尤其是她在一些近作中所表现出的对于先锋小说技巧的熟练操作;李来兵特有的一种冷硬的叙事姿态背后对于人性的深度挖掘;手指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所谓先锋叙事的精神价值立场;等等,都给我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因此,虽然不能说他们的创作就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对于所谓“后赵树理写作”这一口号的成立,持有的却仍然是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然而,口号的不成立,并不意味着这批作家的创作成绩不突出。对于山西这批中青年作家生机勃勃的总体创作态势,我所持有的其实是一种充分肯定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创作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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