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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写作与草根情怀


□ 古 耜

散文属于知识精英的主体表达,是同民众诉求和世俗意味保持着较大距离的“典章”、“雅文”——这曾经是中国文学史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这种存在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文化的印记,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如果说这种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因为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尚处于蛰伏状态;那么,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迈进,它便日益显豁起来。试想:散文作为心灵沃土开出的精神之花,它理应展现全人类的思想、意志与情感,理应传递“有教无类”的普世情怀,这岂是精英心态与文人话语可以垄断的。特别是在“沉默”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取得了“话语权”的散文家,自应充分关注和努力反映自身之外更广大的民众,其中包括弱势群体的心音与诉求,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既定空间的“夫子自道”。况且文学和宗教一样,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同人世间的大悲悯与大关怀接下了不解之缘。散文既然是文学的一种,便无论如何斩不断这种血缘。
显然是基于这样的内在逻辑,五四时期的一代作家毅然亮出了“大众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旗帜;也正是遵循着这样的内在逻辑,一批阅历不同、背景相异的现代散文家,开始自觉地将艺术视线投向社会底层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命运。于是,我们读到了鲁迅的《一件小事》,朱自清的《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巴金的《一个女佣》,夏衍的《包身工》,叶紫的《长江轮上》,萧红的《饿》等饱含着同情或悲愤的篇章。毋庸讳言,由于作家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的差异,这些作品的整体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它们所喷洒出的那种身心向下的悲悯意识和草根情怀,却是同样的至真至切,浓烈感人。应当承认,对于习惯了“高高在上”的散文而言,这种悲悯意识和草根情怀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开辟了作品走向底层的通道,使其与民众对话成为可能;而且把一种社会底层特有的新气息、新质地引入了文本,从而有利于艺术的嬗递与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回眸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现代作家所高扬的这种悲悯意识和草根情怀,并没有作为优良传统很好地继承下来。如所周知,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新的政治体制的确立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和结构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往所说的社会底层,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被光明乐观的现实氛围所遮蔽;而一向扮演着“精英”和“启蒙”角色的作家们,则面临着必须向已是国家主人翁的工农兵学习,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散文创作的草根情怀已经失去了它赖以存身的环境依据和情感基础,也可以说它已经被制造出来的劳动群众“我手写我口”的热情所替代。正因为如此,在二十世纪五至七十年代,我们阅读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虽然可以领略许多从结论出发的有关人民群众的形象演绎,但却很难听到真正的民间信息和真实的民生感言。这不能不说是散文创作走过的一段弯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变革与群体分化,“底层”作为一种经济学和社会学概念,再度成为存在的现实。它期盼着文学的关注,也呼唤着作家的良知。在这方面,小说家一马当先,走在了前面,从往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到近期的“底层叙事”,均可作如是观;而为数不少的散文家,或许因为古已有之的文体束缚,或许由于过度沉迷的精神自恋,却又一次表现出了本不应有的疏离与漠然。不是吗?出自他们笔下的一些作品,或钟情于历史,或沉醉于自然;或提炼着思想,或探索着人性,其内容虽然颖异超拔,但在整体上总不出精英叙事,以致很难介入平民视线。还有一些作品乍一看来,仿佛落墨于寻常生活,只是细加体察即可发现,内中浸透的人生趣味和价值判断,却只能属于“白领”或“小资”,而与大众无涉。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否认散文家立足于自身思想境界和生活体验进行创作的基本向度,更不能否认这样写出的散文作品自有其无法取代的意义与价值。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作为生活和生命的立体映现,散文光有这些是不够的,除此之外,它还应当具有一种更为沉潜的底层意识,更为普世的草根情怀。也就是说,它应当植根于空前广泛和深入的社会生活,应当与绝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相连接。否则,今天的散文不但有可能同现实拉开距离,产生隔膜,而且很容易最终丧失来自民间的艺术滋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亟待强化散文创作的草根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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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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