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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牛,不见得比鸟慢


□ 钟 乔

  多年以前,基于对亚洲民众戏剧的热衷追求,经常往返于台北——菲律宾之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从一位民众戏剧组织工作者的手边,拿到一本实务操作的小册子,前言是一则寓言,大抵是这么说的:
  一个夏天的午后,林鸟不意间瞧见树下有一只缓缓爬动着的蜗牛。
  林鸟便问蜗牛说:“我让您三个月时间,我们从这树下到森林外的另一棵大树下,看谁比谁先到达,您觉得如何?”
  “我……我……”蜗牛一时答不上话来。
  “怎么样,我是为您好,让您老先生赶得上时代的快速步伐啊!”
  “好,要比就来比!什么时候开始?”一经刺激,蜗牛也鼓起勇气大声嚷嚷起来。
  “就从现在开始啊!”小鸟于是跷起二郎腿,在林梢间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身来。
  这以后,小鸟便愈加悠闲地在林梢或玩耍、或休息,为的就是给林间的鸟兽虫蛾们,宣告自己即将得来的不费吹灰功夫的一场胜算。
  三个月时间过去了!
  就在距离相约时刻的前十五分钟,小鸟打了个哈欠,才从悠哉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心想凭自己的飞翔速度,只要十分钟就可以抵达终点。那么,就飞去等候铁定懊恼地还在慢慢赶路的蜗牛吧!
  小鸟不到十分钟时间,就飞到目的地了……没想到,令它懊恼的事才刚上场呢!因为,蜗牛早已躺在大树下等候小鸟的到来了!
  “怎么可能……是你比我先到呢?”小鸟气急败坏地在大树间生着闷气地嚷嚷着。随后,扑着闷声不响的羽毛,一溜烟地从森林里消失了踪影。
  如果说, 龟兔赛跑的寓言,是骄者反被自身的“傲慢”打败的话。蜗牛和林鸟的竞赛,却有更令民众戏剧工作者省思的地方。因为,就在这时,蜗牛说着,“可别小看我们了”。
  “我们?怎么会是我们?”林间有声音这样问。
  “是啊!是我们一群蜗牛们啊!”数以千只计的蜗牛们,一起轰轰然地大笑起来……
  这时大伙儿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过去的这三个月时间里,蜗牛每逢寸步遇上另一只蜗牛,就要后者往前传递比赛的讯息,而后,再由后者传递讯息给另一个后者,从无间断,直到森林外大树下的那只蜗牛听到讯息为止。
  为了这一整趟讯息的传递,大约耗去了蜗牛两个半月的时间。
  因此,终点处大树下的这只蜗牛,已经在大树下等着小鸟的到来,足足有半个月之久的时间了!
  故事说完了!但,寓言尚未结束哩!怎么说呢!
  因为,这样的寓言故事,用来比喻小区民众戏剧的推展,有其恰到好处的地方。原因恰恰在于,发生于民众间的戏剧,并非单纯只为演员训练的艺术性而来。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剧场的互动机制,在人与人之间展开对话,并进而寻找到关切公共议题的可行性。民众不是抽象意义下各自存在的个体,而是相互联结的共同体。
  同时,民众戏剧通常会较有意识地去面对处于弱势状态下、被称作“文化沉默”现象下的人们。这时,他们就不会是处于精神及物质皆居优渥状态的社会阶级。换个比喻,就像是寓言故事中那只自鸣得意的林鸟。不是林鸟。那么会是蜗牛!
  的确,也不妨这样来指向。因为,蜗牛总是慢,总是在主流价值外踽踽而行。重要的是,一旦联结的时机到来,却也不会是等待着被施舍、被超越的对象。他们像通风报信的蜗牛,相互亲切地告知彼此的所需及拥有,让资源以“我们”的姿态具现在“个人”的独领风骚面前,并有技巧地赢得一场赛事。
  要叙述“我们”,在实质的界面上,首先得去厘清的是:“我们”是一群没有经历过共识的培力,而排排站或排排坐在一起的人吗?当然不是。相反,“我们”是一群在视线上能彼此看见,在听觉上能相互听见,在身体的触觉上能相互触到体温的人们。
  这样的人们,走进工作坊的空间,就成了民众剧场中的民众。民众在对话的场域中,认识到单向沟通的对待,是为了制造规训空间。如果,想从规训中出走,只有创造对话空间一途。
  在这里,我们处理到一个核心问题。亦即:民众是在剧场中经由对话而联结的。但,对话经常被误读为相互矛盾的弥合。在思维的层次上,矛盾恰恰得经由对话而被揭发,才有可能在公共性面前往前推进一步。当然,对于大多数有过民众(或小区)剧场经验的人,包括参与者、组织者及辅导人在内,都一定心知肚明,这样的思维,通常在实践的层面上,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环。特别在为营造良好氛围的小区业务中,找到愿意参与的伙伴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若要揭发矛盾,岂不平添怨怼、伤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和气,不是吗!
  因此,这是很难碰触,又似乎非得去碰触不可的事情。但,在时间中培养耐心,是必经的过程。
  这个问题的原始出发点,还是得回到寓言中的蜗牛。当我们说,蜗牛比喻弱势者,便也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上,须要经由共同的力量去争取更多的平等。因而,蜗牛有别于蝴蝶。蝴蝶比较类似追求市民社会美好想象的小区产能者。在此,当然没有贬抑蝴蝶或张扬蜗牛的意思。只不过,就事实的层面而言,似乎也无法回避这样的判断。而恰恰也是在这样的判断下,我们发现,蝴蝶之间的对话,较多围绕着如何塑造芬芳空气,而蜗牛得为争一口气地活着而展开串联。这是他们对话的本质。对于模拟于蜗牛这样的小区或社群的民众,巴西教育哲学家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在《受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精辟而深刻地说:“既然对话是对话者之间在共同进行反省与行动时的邂逅,当它向世界传达时,世界即成为它所欲改造与进行人性化的对象。”他说得太深了吗?在我看来,倒不是“深”不“深”的问题。而是这席话语因其思想的重量,恐会让蝴蝶无法展翅轻飘;至于蜗牛,则时时刻刻都不免是要扛着这样的重量,朝森林外的大树下缓缓地爬行与对话,否则,一个不小心,就要被鸟语花香给呛得失去了仅有的泥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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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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