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qkzz.net
全刊杂志网:首页 > 影视戏剧 > 文章正文
刊社推荐

“中国之眼”:改编的跨文化问题


□ 张颐武

“中国之眼”:改编的跨文化问题

关于电影的改编,我们所容易想到的是一种“跨文类”的关系的存在,也就是来自戏剧、小说甚至诗歌的资源被改编成电影。不同文类之间的跨越引发的问题一直是电影研究的相当重要的话题之一。但今天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中国电影对于外国作品的改编,这种改编往往既涉及“跨文类”的关系,也涉及“跨文化’的关系,其意义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跨文化”的关系,对于中国电影“现代性”的建构其实有着相当有趣的作用。这里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种“借”来的文化资源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其实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喻示了中国电影的文化特征。“跨文化”几乎必然地带来种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的解读,也带来了挪用的新意和不可思议的变化。透过对于这种关系的探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在其发展中和世界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在中国电影开始形成工业化生产能力的二十年代,对于外国作品的改编就已经开始了,直到2006年的《夜宴》和《喜玛拉雅王子》对《哈姆雷特》的改编。可以说,这种“跨文化”的改编贯串了百年的中国电影史,形成了独特的景观。这一景观的独特性在于它其实是在一个“被看”的语境中再度通过他人之眼来观看自身的经验。它既是文化的某种“可译性”的证明,又是我们面对世界和自我的。对于我们所说的观看世界的“中国之眼”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也是相对极端的例子。按照从“第三世界”的观点进行思考的一般思路,“中国”显然处于一种“被看”的状态之中,是“被看者”。劳拉·穆尔维的名文《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中讨论的有关女性“被看”的论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适用于“中国”在20世纪的文化处境。而从赛义德有关“东方主义”的论点出发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也是相当清晰的。但这里的“中国”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其实是试图通过借用来自外部的“故事”架构获得对于自我的观看,在某种程度上,它直接将在异域文化情境中展开的故事转化为我们的故事,从而使这些故事变成我们内部的自我观察的一部分。向外看的中国之眼,通过外国故事的本土化达成了自我观察和审视的向内观看的新的角度。这里的“中国之眼”试图将外国故事变成本国故事的经验其实正是我们在一种“被看”中将自己的视点转换的结果。我们一面当然处于一种“第三世界”的被看者的身份之中,但我们又通过对于外部观看的结果将其挪用为对于自己的观看。这样的视点当然是“现代性”带来的新的中国经验的重要部分。我们要讨论的正是在这种观看中所涉及的文化的“可译性’’所带来的复杂问题。“故事”语境的转换其实是一个新文本的生产过程,一个新的可能性的生成过程。在挪用、借用之中,“故事”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处境中被突然放置在一个我们自身的语境之中,其带来的微妙和复杂的变化正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1925年出品的《小朋友》是由中国电影早期的重要导演之一的张石川导演,编剧则同样是中国电影早期重要人物的郑正秋,故事则脱胎于“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包天笑翻译的《苦儿流浪记》。这部电影具有高度的指标意义,值得稍加分析。有关中国早期电影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关系,我曾经在多处进行过探讨。我所点出的问题也很充分地体现在《小朋友》之中。《苦儿流浪记》是包天笑1912年译为中文的法国19世纪作家埃克多.马洛的名著。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部著名的儿童读物。这是一部带有明显的“情节剧”的感伤色彩的小说,被包天笑介绍到中国之后一直相当流行。这部小说对于家族血缘关系的关注和强烈的“感伤性”都使得这部作品与中国处于与“鸳鸯蝴蝶派”的市民趣味和文化有深刻联系的中国电影有了契合之点。这部小说在电影中已经完全被“本土化”为中国故事。这种将外国故事的框架和轮廓加以本土化的方式后来变成了这类“跨文化”改编的基本形式。这里的改编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其故事的选择显然和中国在一种新的“现代性”的冲击之下原有的家族秩序的解体有关。正是由于这种家族制度面临的冲击,原有的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框架的危机的存在,使得“鸳鸯蝴蝶派”文化的主要受众——现代都市市民感到了被“抛入”现代后的许多传统联系的瓦解和危机,这当然是中国现代境遇的一种表征。它凸现了中国“现代性”在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方面产生的对于旧的结构的剧烈冲击。这个惨痛故事的基本动力正是来自家庭内部的叔叔为抢夺财产而表现的恶行。唐仲珊为了霸占寡嫂的财产,对侄儿连下毒手,无所不为。这里所凸现的不仅仅是亲情的丧失,还有传统伦理规范的瓦解。这些内容远比原来的法国小说要充满戏剧性。这些表现都是与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紧密联系的,它所凸现的是新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对于传统伦理的冲击所造成的残酷景观。这部电影所凸现的是感伤的情愫和残酷的震惊效应,显示了在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最初阶段,那种价值错乱和精神迷惑造成的后果。中国的“被动性”其实在这里正是自我主体性丧失的结果,这种尔虞我诈和无所不为造成的“感伤”故事其实通常是“鸳鸯蝴蝶派”的民国通俗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分享:
 

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木兰百花园”
分享:
 
精彩图文
关键字
支持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刊社管理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中图分类法 | RSS 2.0订阅 | EMS快递查询
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