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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上青天揽日月”


□ 朱金城

  李白、杜甫是我国古典诗坛中的双子星座,他们两人生前都是极端坎坷潦倒,的,然而死后的情况却不一样。杜甫经过元稹、白居易和宋人的推崇,整理和注释《杜甫集》者辈出,号称千家。可是《李白集》的整理和注释却寥寥无几,一千多年来只有南宋杨齐贤、元萧士、明胡震亨、清王琦等四家,相比之下,对李白的研究确实如同白居易所说的那样,“就中沦落不过君”了。
  清王琦辑注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汇集了杨、萧、胡三家注的长处,补充和改正了他们的疏漏和错误,对于典故和地理方面的铨释考证,用力最勤,注者生当乾隆初年,朴学风气还没有大开,但他注《李集》颇能不为旧说所囿,提出较新颖的见解。但是,二百多年前的王琦注本已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这就向我国古典文学工作者和出版界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必须将李白的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李白集校注》一书就是一次尝试。
  《李白集校注》是我与瞿蜕园师化费多年艰辛劳动所编成的一部大书,但此书从编成到出版则又经过了更为艰苦的历程。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开始了,刚打好的《李白集校注》纸型,在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更不幸的是蜕园师于一九七三年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中。有一年这部书的校样忽然走起“运”来,被作为“法家”著作去“周游列国”。由于所写的凡例遗失了,人们弄不清稿子的来龙去脉,找到正在从事打扫厕所的监督劳动的我,硬将校样捧来勒令我补写。我痛心地看到校样已被糟塌得不象样子,其中所引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岑仲勉、向达、任二北、詹等的学术成果和我们自己的研究考证都被删得一干二净,一部学术著作弄得不伦不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后来幸亏印刷厂任务重,来不及重排而没能出版。粉碎“四人帮”后,此书的校样才又回到我的手中,几经周折,终于按原纸型印了出来。又补写了凡例、校补记和后记,同时请王运熙教授撰写前言。当这部著作于一九八○年底和广大读者见面时,我怎么能不感慨万分。
  编写《李白集校注》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古典文学大名家的校注工作,必须针对它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情况,区别加以对待,绝不能一概而论。就《李白集》的旧注本而言,和《杜甫集》旧注本相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并且王注本二百年来在李白集的注释方面已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王注本仍有重印价值,如果不能将王注本的研究成果全部吸收并有所发展,就不能代替王注本,也失去了编注一部《李白集》新注本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李白集校注》注释和资料方面,具体的作法是:凡王琦注有价值的成果都全部收录无遗,至于杨、萧、胡三家注中有学术价值的材料为王注所未吸收的,也都加以收录,但都交代了出处,决不抹杀前人的劳动。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证明,已经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赞赏,并没有走弯路。
  王琦注本的注释部分,虽然相当完备,但是需要补充和纠正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岑仲勉先生早已一针见血地在《唐集质疑》中说它“于人事方面,殊多缺憾,远不如宋人注韩柳集之详细”,因此,《李白集校注》加强了这一薄弱环节的笺释工作。李白作品中所涉及的多半是当时不出名的小人物,缺少记载,除了从本集作品中求得互证外,只有在清人和近人研究成果中去寻求。如《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诗(卷十七),据清劳格《杭州刺史考》考知李良开元间为杭州刺史。又今人岑仲勉在唐史研究中对李白的交游有不少考证,如据其《唐集质疑》纠正王注以为《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卷十一)中“韦良宰”即韦景骏之误。詹《李白诗文系年》是继王琦之后,系统地将李白诗文的编年、笺释、考证工作向前推进一步的具有学术质量的著作,其中也解决了不少李白交游的问题。除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外,本书在人名的注释方面也力求有所突破,如《早过漆林渡寄万巨》诗(卷十四)中的“万巨”,王氏无注,从卢纶及韩两人送万巨诗考知万巨曾为江南幕职,他和李白交往时还很年轻。《为窦氏小师祭和尚》文(卷二九)中的“和尚”,据《宋高僧传》卷十七《唐金陵钟山元崇传》、王维《谒上人》诗、李颀《题公山池》诗,知其人为金陵瓦官寺僧。近年来,李白研究领域中又有了新的成果,此书也在《校补记》中加以吸收。以上所举只是其中个别的例子,借以说明,在补注李白作品交游方面,是需要付出大量艰辛劳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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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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