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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理论与近代国家


□ 邓 烈

  卡尔·施米特曾言: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要认识国家,就必须对国家的基础何在,即政治的基础做出简明而基本的说明——主权学说(the Doctrine of Sovereignty)就是说明国家之政治基础的理论。
  主权一词的正式出现大约是在十六世纪后半叶,但像西方大多数法律概念一样,其起源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教会法和更早的罗马法,特别是其中古老的“治权”(imperium)概念。治权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解释是:“命令之权,包括运用国家力量实施法律的权利,是政府的首要属性之一。”《英汉法律词典》称,治权在古罗马指帝权,后亦被用来指执法权、绝对统治权或主权。从历史上看,由治权向主权概念的演变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最初的阶段是罗马帝国时期,治权概念逐渐形成。公元二——三世纪,在罗马由共和转为帝制的年代,原分属于不同机构的权力开始逐渐集于皇帝一身:皇帝从元老院或军队处获得了执政权,而人民则通过王权法(lex regia)把护民官的权力也委托给了皇帝。通过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这两种权力结合成皇帝这一职位所固有的发布命令的权力,不再通过人民的授权来行使,而成了皇帝的天赋权力。
  第二个阶段大约在八——十二世纪。罗马帝国的治权理论在中世纪早期的“黑暗时代”曾一度湮灭不闻,而从公元八百年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之后,随着教皇和皇帝关系的沉浮演变,治权概念又重新出现在教权——王权关系的理论当中:
  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中,耶稣说:“恺撒的物当归恺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耶稣的这句话构成了基督教二元论政治教义的基石,主导着早期教皇——皇帝之间的关系——在中世纪前期,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都被认为是直接得自上帝的,在各自的受命范围内都是最高的。然而随着教权和王权冲突的加剧,教皇和皇帝都开始为取胜对方而寻找新的理论支持。
  为了证明帝国只是得自上帝,而不是得自教皇,证明自己在世俗事务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引用《圣经》中的各种例证和暗喻,借以说明上帝直接将世俗统治权授予了世俗君主; 二是重新发掘了包括治权在内的罗马法概念,借助治权概念中王权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来证明王权即使是由上帝间接授予,这种授予也是通过人民,而不是通过教会。
  对于皇帝的这些主张,教皇的反应是报之以更有力的《圣经》证据和神学推理:神学家们援引圣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和《旧约》中关于王权建立的历史叙述,来论证王权是“上帝不情愿的赐物”,与王权“罪的根性”相比,教权更为纯洁、神圣和永恒,因此理应高于王权。在激烈的斗争中,教皇不仅诉诸神学上的理据,在许多情形下,还直接以革出教门(绝罚)为武器打击敢于挑战教廷至高权威的任何世俗统治者。
  十一世纪,自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教会改革之后,教皇在与皇帝的争斗中逐渐占据了上风,王权虽依然神圣,但却被认为是得自教皇而不是直接得自上帝——“教会之外无治权”(Extra ecclesiam non est imperium)成为当时的主流观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权力的衰落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个是教权向世俗事务扩张,另一个是地方邦国的小国之君权的日益强大。教会沉沦于世俗权力之中,其相伴而生的腐败和僭妄,使失望、不满和敌视在欧洲各地蔓延,一度与教会结盟并在皇帝与教皇的争斗中获利的地方君王,也开始对教会的贪权僭妄心存疑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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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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