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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诉求论


□ 徐凤侠

  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石
  正义,即公平正义,亦谓之公平、公正,是个永恒的概念,是一切法的最基本的和首要的核心价值。
  何谓公平正义?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显然,这种对公平正义的认同,更多地是从社会学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却认为,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它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包括合法合理、平等对待、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等内容。公平正义,已成为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共同的、不懈的向往和追求。而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则是以确认、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终的依归。
  唯物辨证法告诉我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事物均有其客观规律性,法亦不例外。法作为法精神关系的现象,必须符合它处于其中的客观世界的实际情况和物质规律,这就是要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相符合。违背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法,即便可以称之为“法”的话,那么,它也是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的,这是法的真、善、美的必然反映。因此,法就必须以正义为载体、以正义为灵魂、以正义为生存方式。
  既然法是以正义为存在方式的,那么,法又是如何去体现正义的呢?从立法层面上看,法是由享有立法权的主体所制定出来的。事实上,与其说我们是在制定法律,倒不如说我们是在把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性以法的形式表述出来。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法律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立法者在表述法律的时候,更是把客观物质世界的内在规律表述在法律之中,把客观物质世界规律性所蕴涵的平衡理性、公平正义的实质表述在法律之中。违背正义理性的“法”,如果也可以称之为法的话,那么,它是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的,于是,法律就经常地处于变动之中,或废、或改、或立,寻求的,是实现法与公平正义的吻合,使法真正体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诉求。
  当我们以审慎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的立法时,我们发现,法治每前进一步,几乎都是与公平正义相撞击的产物。当孙志刚以自己柔弱的身躯以身试法时,我们才以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收容遣送条例》,一个缺乏最起码的人文关怀,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权保障都没有的所谓“法”,何以能够生存二十多年?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在哪?我们可以仅仅为了维护所谓的交通秩序,而视行人的生命于不顾,于是有了“撞了白撞”的地方规定,我们甚至可以为了维护所谓的城市容貌,而视穷人的生存于不顾,于是有了“禁止行乞”的地方规定。凡此种种,表明的是:立法者,骨子里如果缺乏公平正义的思维与理念,或者说,我们的法律,如果与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相背离,最终所走向的必然是历史的垃圾堆。所有这些,与其说是法治的进步,还不如说是公平正义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因此,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司法与执法活动的永恒主题与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司法主体与执法主体的神圣职责与历史使命。司法者与执法者在法的实施与操作的过程中,如果将自身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将手中持有的权力视为是自己所有的权力,把恣意当成是习惯与必然时,法治已成空中楼阁,这决非法治之幸。法律的生命力,即在于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伸张社会理性的公平正义。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它却常常走向了对立面,成为公民基本权利与公平正义的侵害者,这种被异化了的法律,必然产生出异化了的执法者与司法者。
  公平正义还是历史的产物,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它还是具体的,从来就没有永恒的抽象正义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总是具体的,正义的具体性集中表现为正义是受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往往受制于特定时代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正如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抽象的“永恒公平”时所指出的:“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
  
  效率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法治的优先价值
  效率,原本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把它引进到法学中来,的确是法学家们的一大贡献。经济学中的效率的涵义,是指一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它表现为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把效率引进到法学中,其意义则在于:在法律资源的配置上,效率价值具有优先位阶,它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的价值标准。为此,必须在我们的整个法律体系中,以效率为优先价值,来配置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等各种法律资源,使其实现最优化。以法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有效的管理。
  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过程中,以效率为优先价值的困惑则是:效率价值的优先位阶怎样实现?效率价值一直具有优先位阶吗?在效率价值优先性的实现中,我们怎样去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呢?正义价值还具有基础性吗?怎样去体现正义价值的基础性呢?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长期奉行着公平优先的原则,甚至不惜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这种过度的公平,往往损害着效率,其最终的结果也是损害了公平本身。显然,不以效率为优先价值,甚至忽视效率本身,是不利于社会财富增长的最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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