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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的天皇观及其影响


□ 刘岳兵

  福泽谕吉(一八三四——一九○一)的著作已经成为近代日本历史上的经典。天皇制可以说是最能够体现日本近代化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众多的有关福泽谕吉的研究中,对福泽谕吉的天皇观的论述和研究,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比较薄弱。这里想以他的《帝室论》为中心来分析福泽谕吉所提出的天皇观及其影响。
  福泽谕吉的《帝室论》,首先是以社论的形式于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一日分十二次在《时事新报》上连载,同时由丸善商社出版单行本。
  为什么要提出帝室论的问题?这与当时的形势和他本人的思想发展有密切关系。当时,政府面对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为了避免重蹈法国革命的覆辙,由岩仓具视、伊藤博文、井上毅等权臣密谋向天皇提出了有关立宪政体的奏章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因此在一八八一年十月,天皇颁布了以一八九○年为期开设国会的诏敕。于是各种社会势力纷纷成立政党,以壮大声势。在当月末,就成立了以板垣退助为总理的自由党。一八八二年三月,福地源一郎等发起成立了以政府党自任的立宪帝政党;四月,由大隈重信任总理又建立了立宪改进党。各个党派都企图通过表明对帝室的态度来扩大影响。比如,板垣退助在其《自由党之尊王论》一文开篇就指出,“世之尊王家虽多,却不如我自由党的尊王家。世之忠臣虽不少,却不如我自由党之忠臣”。接着就明确提出自己的尊王和忠臣的旨趣与维护专制政体的尊王主义者的不同,同时也与“奉本居、平田之陋教”的国学者划清了界限。表明自由党的立场是要使人民成为自由之民、使国家成为文明之国,皇室君临于其上而可以保持无限的光荣、享受无限的尊崇。立宪改进党的纲领,第一条就是“维护王室尊荣,保全人民幸福”。而立宪帝政党,更是将“帝”字写进了党的名称中。
  福泽谕吉对千百年来儒学、皇学之流的迂腐之论和持各种主义的政客“不懂帝室性质”而妄加议论以迷惑人心的状况深表忧虑。因为他认为,“日本政治之至大至重者,无外乎帝室”(《帝室论》,见《福泽谕吉全集》第五卷,岩波书店,一九五九年。)。既然开设国会的诏书已经颁布,他认为此时也有必要对他以往有关天皇的论述加以修正或重申。
  《帝室论》被认为“是福泽谕吉肯定天皇存在的积极意义的最早论述”。从福泽谕吉本人的思想发展来看,《帝室论》的确是他走向“国权论”的一篇重要文献。对于自己思想的变化,他辩解说,“志向不得不随时而变,学说不得不随势而改。今我古我判如二人正表示世事的进步”(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福泽谕吉》,筑摩书房,一九六三年)。通过分析福泽谕吉对天皇或皇室的不同认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如何“进步”的。
  在《帝室论》之前,福泽谕吉对天皇或帝室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的。比如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说:“试看保元平治以来,历代的天皇,不明不德的,举不胜举,即使后世的史家用尽谄谀的笔法,也不能掩饰他们的罪迹。”他着重区分了政治体制中“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的关系。他一方面承认“尊崇神政的思想”,一方面又主张它不能与“武力压制的思想”相结合以形成一种思想垄断。只有两者分离,形成“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局面,才有利于自由风气的产生。他在赞叹日本这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君国并立的国体”时,理智地指出,“君国并立的可贵,并不在于自古它就为我国所固有而可贵,而是因为有了它而维持了我国的政权和促进了我国的文明。这并不是物的可贵,而是它的作用可贵”。如果它不适应于文明的发展,就应该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在尽可能既定的体制内,使“国体、政统和血统三者不致互相抵触,而与现代的文明长期共存”。皇室(皇统)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如何呢?他明确指出,“皇统的绵延只是未丧失国体的一种象征。用人身体做比喻,国体犹如身体,皇统犹如眼睛”。也就是说,帝室尽管重要,但毕竟只不过是局部的。更进一步,他认为“政府的体制只要对国家的文明有利,君主也好,共和也好,不应拘泥名义如何,而应求其实际”。因为“政治的形态,无论如何变化,或经过多少次更迭,只要是由本国人民执政,就于国体无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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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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