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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儒家法学“无讼”观及其启示


□ 李胜江

  摘要:儒家法学在中国古代法律理论与实践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的“无讼”理念是其核心之一,具有深远的影响。“无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古代社会小农经济、家国一体政治、法即刑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德法融合、德育为先,以调解促和解,提高司法人员素质等方面为当代法治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无讼;启示
  
  中华法系已有五千年左右的历程,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特色鲜明,其中,儒家法律思想长期占据和保持了支配地位,成为古代法律理论与实践的正统、主导的价值理念。儒家法律思想的终极追求是“和谐”,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这一理念与理想的核心之一就是“无讼”,“无讼”揭示了儒家法学及实践的本质。
  儒家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实现“大同世界”必须“使民不争”,途径在于“制礼作乐”。可见,“无讼”是和谐理论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这一思想随着汉、唐、宋、明时期的逐步强化,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古代、近代、现当代中国的司法理论与实践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古代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共同推动“无讼”观的形成与发展
  
  (一)“无讼”思想植根于小农经济
  古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具有农业特性,农业型文明土壤导致了农业型政治、法律的重季节、应天顺时的特征,农耕生活方式使法制相对简单或单纯,农耕文明的稳定性也深深地影响了了中华法律传统。
  无讼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首先是建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由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基本不依赖商业的小农社会,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经济形式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古代中国不但难以出现以调整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发达的“私法”,而且也难生长出与民事契约相关的发达的权利义务观念。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本就不发达的商品交易雪上加霜,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撼动自然经济的经济秩序。人们形成的讼案也多为田产房宅、借贷、婚嫁、继承等简单的案件,官府视其为“细故”,若非重大民事纠纷,一般不予理会。
  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传统中国社会的民事主体其实是一个个的家庭,而非个人,因为农业生产是靠家庭成员协作完成的。传统中国社会不承认独立人格,只认可身份依附关系,法律对“别籍异财”的制裁,使中国人不能形成西方的小家庭模式,要求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维护庞大家族的利益。所以民事纠纷牵涉的也绝非仅仅个人的利益,往往是家族内部或家族之间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置将会无限扩大,酿成严重恶果,而危及国家统治秩序。采取诉讼的办法解决民事纠纷,费时费力,荒废农业生产,而且可能激化矛盾,而以调解为解决机制则灵活多样,依赖情理而不动用暴力,不易引发新的矛盾,所以成为统治者首选的解决民间纠纷的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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