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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不知身是客


□ 王本道

梦里不知身是客
王本道

最初在大连生活和工作的时光已在记忆的苍穹之下,化作了一泓碧波。算起来,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原以为心中的那段苦涩随着时光的流转终会麻木,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不能。三十多年来,记不清又多少次地去过大连,不论住宿在哪里,那过去的一切都会清晰如初地在梦境中出现。
梦,实在是一种奇妙之物。它比电影的蒙太奇技术要高超得多,总能将最精彩的画面串联起来,并突出表现那刻骨铭心的细节……
1968年秋天,经历了“文革”两年多的喧嚣之后,我和同学们一道离开生活了五年的高中校园,到辽南山区插队,接受“再教育”。尽管那个时代并不属于我们,而我们毕竟逃离不出那个时代。在农村,我们与当地农民一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心悦诚服地向他们学习,并尽其所能地为他们做着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接受。下乡不久,同学们中,有的担任了当地小学的教师,有的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赤脚医生,我也被抽调到公社担任了报道员。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极其艰苦的,为了采写一篇稿件,有时一天要徒步走上几十公里的路,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但是毕竟受了12年的正规教育,况且正处在激情四溢的年龄,为了做好工作,我全情投入地燃烧着。很快,一篇篇稿件被各级新闻媒体采用,辽南山区、长兴岛上的“横山公社”,时常出现在报端和广播之中,我的名字,也受到了有关领导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初春,随着一纸调令,我被选调到了大连广播电台工作。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从70年代第一个初春,我所感受到的快乐和幸福,全部源于我在全身心地做着我所喜爱的工作。虽然第一次来到大连,但那街道、广场、沙滩、海浪的温馨与幽雅我并没有去悉心领略,倒是眼前的工作和学习环境让我痴迷了。办公室里,有那么多读不完的报纸、资料,让我如鱼得水,直到深夜也不忍离去;周围许多资深年迈的编辑和记者,那友善和爱护的目光,让我心中涌起一阵阵暖意。第一阶段的工作是带有实习和见习性质的,由老记者带着我们几个人到乡下采访,就一个题目,每人写出一篇消息或是通讯,然后由老记者把每个人稿件中最精彩的部分编辑起来,汇成一篇文章。每次采访的周期是一个星期。仅仅两个星期下来,我的稿子已经能够独立成章了。每当听到当时大连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齐越、高军用她们那甜美的音色广播我写的稿件时,心中似有一条欢快的小河在汩汩流淌。不久,我被调到政文部,意味着开始独立工作,分工的报道领域是党政机关、部队、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然而在当时,由于电台人员紧抑或是出于对青年人的信任,当时年仅23岁的我和一个比我还小两岁的女记者就担当了此任。为了尽快延伸自己的新闻触角,我们整天马不停蹄地在各部门、单位间穿梭式地采访,每天的活动都排得满满当当:参加市里的大型会议、上级的电话会议、市委宣传部的新闻协调会;深入机关、院校、部队采访典型事例;接待前来送稿的基层通讯员并编辑他们撰写的稿件,时常要工作到深夜。
遇到重点稿件还需送市领导审定。我曾几次到当时的市领导张树德的办公室送审稿件。张树德同志当时已经年近古稀,据说延安时期,就曾参与过毛泽东著作的编审工作。记得一次由于稿件要求较急,张树德同志让我坐在他的身旁,以便稿子审完后立即带回。看着他老人家在那里从容地吸烟、喝水、看稿,并不时修改着稿件,我如坐针毡,生怕他对稿件提出大的修改意见。大约一个小时,张树德同志抬起头,很认真地看了看我说:“稿子写得不错,可以上头条了。”我如释重负,忙说:“谢谢首长。”接过稿子转身要走,他却站起身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还太年轻,要找机会再学习才是啊!”张树德同志的话在我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澜。高中毕业,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考大学,而且当时我的志愿就是新闻专业。然而由于“文革”,高考的时间一再延期,直到失去机会。那年月,好多事情都如袅袅升空的炊烟,淡入虚无,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结局。以我当年单纯幼稚的心态,还曾暗自庆幸,虽然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毕竟殊途同归,当上了记者,来到新闻单位工作了。
还有一次,我因一篇稿件要采访军旅作家高玉宝同志。先是在他任职的大连警备区俱乐部交谈了很久,双方都觉得言犹未尽。因高玉宝的夫人姜宝娥同志当时与我同在电台工作,于是老人家便约我晚上到他家里继续谈。那晚,我在高玉宝的家中与他老人家交谈到很晚,姜宝娥同志在一旁也不时搭话,除了稿件的内容外,还谈到了人生和个人的经历。记得高玉宝同志很动情地对我说:“看得出你这小伙子有志向,又肯上进。虽然大学现在去不成了,但以后机会有的是。与我们相比,你是个幸运儿啊!”
是的,自从那年的初春开始,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幸运儿,也倍加珍惜自己的“幸运”,并抓紧所有的时间去学习、工作、写稿子,几乎每一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总感到胸中奔腾着灼灼火焰和滚滚激情。然而世间最可怕的,就是某些看似美丽的机遇,其中却潜伏着不易觉察的危机,甚至是命中注定的劫数。就在我春风得意,并暗自在心中编织着花团锦簇的未来的时候,一个暗箱操作的方案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时的电台正在实行“军管”,军代表兼革委会主任是一个30多岁的人,却已经过早地发胖。他讲话时常一手叉腰,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空中舞动,极具领袖风采。这个人很欣赏我的文笔,又很不放心我的“出身”。于是派出了他很欣赏的一个政工人员几次去哈尔滨、营口审查我的家庭、社会关系。这个政工人员,当时似乎也是30几岁,个子极矮,脸色精白,恰如《水浒》中那个“五短身材,白净脸”的陆虞侯。他平时瞅人不用正眼,我对他一直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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