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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爱国老人沈钧儒


□ 叶介甫

  沈钧儒,祖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苏苏州。光绪甲辰(1904年)进士,次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从大革命时期起,他就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从事革命工作,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他与周恩来彼此肝胆相照,结下了极为亲密的革命友谊。
  
  (一)
  早在大革命时期,沈钧儒就参加了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并受到中共党员、当时担任省临时政府代理主席宣中华的影响,这也是沈钧儒与共产党人最早的接触。
  1936年5月,他与宋庆龄等人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会,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普遍展开,因而遭到反动政府的摧残与迫害。同年11月沈钧儒与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7人被捕入狱,直到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七君子”之狱)后,1937年夏,“七君子”才从苏州监狱被释放。这次事件,使沈钧儒对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产生了很深的印象。
  出狱不久,沈钧儒来到南京,这时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叶剑英也在第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8月的一天,国民党立法院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了一个茶话会,沈钧儒应邀出席。茶话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周恩来。
  在武汉沦陷之前,沈钧儒与周恩来等都撤到了重庆。周恩来在与国民党政府做面对面的斗争外,还非常关心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团结聚集在渝的各派爱国民主力量。
  当时,重庆上清寺有个“特园”,是各民主党派经常集会和活动的场所。那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谈笑风生。沈钧儒、郭沫若、史良、李公朴、陶行知等,还有爱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李济深等,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都经常光顾“特园”。为贯彻执行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和形式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如利用为沈钧儒、郭沫若过生日聚会的机会,吸引和团结了各党派抗日爱国民主力量,揭露和孤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从而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等。因而大家把“特园”誉为“民主之家”。
  
  (二)
  1944年11月,因事暂时离开重庆的周恩来,时隔一年后,又飞到重庆,参加了郭沫若欢宴柳亚子的集会。沈钧儒于集会后,喜而作诗一首:
  经年不放酒杯宽,
  雾压山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
  感时惊向城中看。
  ……
  诗中的“有客喜从天上至”,指的就是周恩来从延安乘飞机到重庆。沈钧儒是通过对周恩来的爱戴,来表示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彻底揭露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的阴谋,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亲赴山城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这期间,周恩来利用毛泽东出席9月2日晚“中苏文化协会”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举行的鸡尾酒会,安排了一次毛泽东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的见面。沈钧儒、郭沫若、张澜、冯玉祥等人都出席了这次酒会。
  抗战胜利以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也于1946年5月3日到达南京,以南京的长江路梅园新村作为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办事处,以上海的马思南路107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在上海的办事处。当时,沈钧儒住在上海,经常往返于宁沪之间,与周恩来密切联系,谈论工作,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
  国共和谈破裂后,周恩来奉党中央电召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南京办事处的住房委托中国民主同盟代管,亲自把钥匙交给沈钧儒,还将放在上海中共代表团客厅里一把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色瓷如意交给沈钧儒。周恩来表示:从各方面看来,再经过几年的苦战,蒋介石的进攻,是能够被粉碎的。三五年之后,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这些都显示出周恩来对沈钧儒莫大的信任。
  
  (三)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沈钧儒与周恩来晤面的机会更多了。这时,沈钧儒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爱戴也与日俱增。他曾表示:“我很想再活20年,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是,恩来先生说我留在党外能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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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足迹 2007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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