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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门写作之光


□ 阎连科

真正成熟的写作,永远是在独木桥上运笔行走、寻求窄门之光的创造。近读张抗抗的短篇小说《北京的金山上》,又一次领悟到了这种不一样的创造性写作,给我们的阅读和运笔所带来的一种启悟。
有一个叫李大的乡村老人,为了给自己到北京打工的儿子和媳妇带孩子,从偏远的土地上到北京后给自己找了一份“工作”———捡城里人丢下的垃圾。可是有一天,当他把自己辛辛苦苦捡的最“值钱”的垃圾放到床底下准备带回老家时,他的这几袋垃圾,却被同是来自土地、和他有同样身份的人偷走了。故事就这么简单,但它在张抗抗的笔下细密扎实,犹如一针一线织成的一块华丽的锦毯。
谁都知道,张抗抗、梁晓声、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等他们作为一代人的写作,都曾经在那个时候充满光热,就是今天提起他们那时的作品,如张抗抗的《北极光》《淡淡的晨雾》和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还有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仍然会使我们感到今天的耳膜里有着昨日的震颤。他们这代人的写作,直到今天,都还显出活跃的不懈,和自己与自己写作进行挑衅、战斗的姿态。《北京的金山上》正是张抗抗这种与自己的写作进行挑衅、战斗的一次结果。首先从题材而言,它完全摆脱了张抗抗依据个人体验写作的经验,完全把自己的笔墨落迹于当代现实中几乎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的一个崭新的领域。把笔端深入于一个最下层的“垃圾人”的行为与内心。把自己的写作摆在甚或是逼上独木桥的险境。在这座独木桥上展开自己的想像,在想像中去捕捉这个“垃圾人”日常的生活与思想,怀恋与烦恼,渴望与无奈。而且,这一切的捕捉又是那样的密实和准确。密实得使读者如同钻进了一块难以透风的林地,使阅读中有了因密实而呼吸困难的感觉。准确得使人感到作家在这方面的生活一定丰厚而熟悉,信手拈来都恰到好处。甚至让人以为,作家本人一定有过捡垃圾那样铭心的体验。就人物而言,“垃圾人”这种最底层百姓的当代生活,无论是在张抗抗的笔下,或是在当代作家其他人的笔下,都是未曾真正出现过的“新人物”。他们的血脉之根在偏远的土地之上,生活脉络又盘布在都市中被都市人遗弃的角落。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生活在被他人的抛弃之中,生活在无数白色的目光之中。然而在他们的“部落”内部,又同样充满着可怜的讥嘲、物欲、自私、偷盗和尔虞我诈的争斗。《北京的金山上》对李大这个人物的描写和塑造,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使这个“垃圾人”显得丰满而敦实,亲近而厚重。比如李大捡到蚊帐时的感受,寥寥几笔则使人物跃然纸上;捡手机前后的人物思想变化,则使李大这个人物显得可笑而真实,让人同情而又心生厌情。尤其到了小说的结尾之处,李大的垃圾被和他同样的“垃圾人”偷走之后,使人读到这里,不得不因这种“垃圾人”作为“人”的复杂而使我们感到内心的紧缩和震颤。
张抗抗之于“垃圾人”的感悟,不单单是对一种“新人物”的塑造;也不单单是对一种新的写作领域的开拓。在我看来,更为重要,更为有写作意义的是一种对旧有写作的摆脱和摆脱的勇气。无论是她当年写过的已经具有了某种时代经典意义的《淡淡的晨雾》《北极光》,还是后来有了另外的不可替代的创作意义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情爱画廊》和《作女》,我们都可以从中窥视到她一以贯之的写作的浪漫情怀和人事道德的评判意识。但是到了《北京的金山上》,这种写作情感上的浪漫已经完全被写作情感的平实所取代。人情物事上描写得密不透风,犹如作家的写作之笔被作家插在了森林之中,而运笔在这物事的林地,却又能在写作的情感上和物事拉开适度的距离,使情感与写作始终保持着冷热适可的温度。往常那种被无数论者和读者喜爱的道德意识在写作中的参与和表达,到了《北京的金山上》成了客观的描述和评判的缄默,成了作者即作者,人物即人物的相分相守的凝目和冷视。一切意义的评说都不在作者的笔下,而在读者的阅读各不相同的回味和思考之中。这种摆脱的意义,其实正是丢弃写作的阳光之途,踏上独木的桥梁,走向一面窄门的冒险。如果能够坚韧地行走,达到独木的彼岸,也就必然可以跨越那道狭窄之门,看到窄门外的一片耀眼的光辉。反之,踏着独木的踌躇,所能看到的只能是桥下湍急的河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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