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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死”与“歹活”


□ 吴立昌


参加了施蛰存先生的追悼会,归来后就想写点悼念文字,但十余年交往中,聆听老人太多的谠言和高论,一时不知从何谈起,准备从容回味思考之后再动笔。然而,有个念头却引起我颇多感慨,又很想马上说几句题外的话。
即使在医疗技术发达、八十也不算稀奇的今天,施蛰存以九九高龄驾鹤归西,也绝对是喜丧。每位吊客都携一只寿碗离去,表明家属悲痛之余也多少透露一丝慰藉。据家属介绍,老人于去年六月,因肠胃不好住院,半个月后,心脏又出现毛病,最后其它内脏器官也并发问题,经多方抢救,终致无效。虽不能算无疾而终,但也属于因器官老化导致功能衰竭的正常的自然死亡。人之将死,当然痛苦,但毕竟不似多少年缠绵病榻又绝对无望的大痛苦;且以老人生前对人生的淡泊态度,我相信对于这样的结局,逝者不会有多大遗憾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蛰存老人的逝世,也许显得有点寂寞,但却是一种“幸福”,也有一分“安乐”。
生与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孔圣人也说,“死生亦大矣”。“好死不如歹活”,在正常状态下,求生是人的本能,是活着的第一要义,圣贤伟人,凡夫俗子,概莫能外。比蛰存老人年长一岁的巴金老人在几年前修改、续写而终未完成的《怀念振铎》一文中,谈到自己建国十七年特别是“文革”十年之所以能够“忍受奇耻大辱”时说:“我一直认为,活着是重要的,活着才能保护自己,伸张正义。”可见,“歹活”之于巴金,目的明确而且崇高。当然,“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说真话,信真理”,很可能活不下去。作者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接着写道:“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以死抗争正与“好死不如歹活”相反:“歹活不如好死”。对于“好死不如歹活”的当事人,人道的做法是尽量减轻“歹”的程度,让其好好活下去;反之,不断加大“歹”的力度,使其怎么也活不下去,是最不人道的。当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被摧残到无法忍受的极限时,他必然要从“好死不如歹活”向“歹活不如好死”转化,甚或连“好死”也不能,就像当年另一位文学大师老舍那样,最后只能“歹死”。
好死不如歹活,情况各各不一,固然有“留得青山在”而为日后伸张正义的,但也有为苟且偷生而屈从邪恶的,至于忍受一时疾病折磨而寄望于医药疗救的,那更是人情之常。歹活不如好死,也同样如此。有舍生取义以死抗争的,也有走投无路畏罪自杀的,当然还有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宁愿不选“歹活”的,上文提到的多少年缠绵病榻且疗救无望深陷大痛苦之中的患者,其选择恐怕也是“歹活不如好死”。巴金老人目前之处境,庶几近之,他在未完稿《怀念振铎》最后一段写道:“今天又想起了振铎,是在病房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病上加病,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只想闭上眼睛,进入长梦。”又是四年多后的今天,普天同庆百岁寿诞,当然是特大喜事,但对处于特大痛苦之中的当事人来说,他的“歹活”,与施蛰存的“好死”相比,我看未必是一种“幸福”,未必有一分“安乐”。
就在巴金寿诞前夕,冰心女儿吴青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深情地谈起她的巴金舅舅,说:“他活得很痛苦,他的心愿就是能安乐死。”我以为,这里的“安乐死”不应理解为法律上用针药促使患者死亡的“安乐死”,而只是停止抢救的意思。八年前,九十二岁的巴金听到九六高龄的夏衍临终时饱受病痛折磨之苦,家人实在于心不忍,要求医院停止抢救,医生拔掉他身上的管于后不久就停止了呼吸的情景,君人便对女儿说:“我以后也要这样,不要抢救,安乐死。”聪明的主持人应对敏捷,说是热爱他的广大读者都希望他活着。为别人活着,为广大读者活着,而活着对自己已没什么意义,受病魔缠绕的巴金对这一点认识一直非常清醒。然而,不管本人以及家人意愿如何,也要动用一切力量让他活着,并全国规模庆贺他百岁生日,仅靠广大读者的热爱和希望是做不到的,各地媒体不能也不敢自作主张地如此大作宣传。
我们的国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重视政治的,凡要事大事都习惯拎到政治高度。即使“歹活不如好死”,也要继续“歹活”下去的情况,只有从政治角度才解释得通。所以,不管寿星怎么痛苦也要坚持到百岁(虽然还是虚岁)来一次普天同庆,广大读者的热爱和希望只是次要的浅层的原因,主要的深层的原因则是政治的需要。远的且不说,建国之后,实施了二十多年“左”的路线和政策,在一波接一波的思想批判运动中,如巴金所说的,“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说真话,信真理”的文化人,有几人能够逃得过可悲的命运?无论是“歹活”还是“好死”乃至“歹死”,反正“好活”的难寻。昔日迫害摧残知识分子的恶名在外,因此,今日的普天同庆,便有挽回面子、重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形象的深意在。普天同庆既然有如此丰富的政治内涵,其宣传就必须中规中矩。按过去的经验,凡遇重大宣传任务,主管部门一般会明里暗里规定几条,让媒体运作时掌握分寸。这次普天同庆贺巴金,媒体对他的讲真话总是赞不绝口,但是对他早就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这句大实话却很少谈及。其实,这不只是巴金老人,也是许多许多人的共同心愿。媒体不接这个茬,大概就是怕犯忌。友人告我,他应某报之约,也要写篇文章祝贺,而且编辑要他从深入生活角度谈谈巴金十七年的创作成就,他当然无法从命;文章还讲了巴金的《家·春·秋》、《随想录》是深感社会大痛苦之作这样的意思,但文章见报后,编辑竞擅自在“社会”之前加了个“旧”,真弄得他哭笑不得。如果这位编辑不是对巴金无知,那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对政治的顺从和迎合,说白了,就是怕犯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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