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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春泥集》有感


□ 朱 虹

  最近,杨绎先生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表的外国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整理成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外国文学界的一件喜事。它说明,那些经过自己的艰苦劳动取得的成果,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是能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这本小小的文集共包括六篇文章:关于西班牙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的有两篇,关于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名著《名利场》和十八世纪小说家费尔丁的各—篇;此外还有两篇是关于《红楼梦》的艺术处理和李渔的戏剧结构论。
  
  在这些文章里,首先令人注目的,是杨先生在自己的工作中,以不断探求的科学精神,着手研究外国文学(其实也是一切文学)中一般公认的困难课题,即典型问题。
  在外国文学批评中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向来有“历史的”(histo-rical)和“类型的”(typological),即我们说的“典型的”,两种方法之分。有些人物形象是比较容易说明的,譬如,狄更斯所著《艰难时世》中的格雷硬先生,不论肖伯纳多么推崇这本书(大作家的艺术趣味也不都那么准确),无可否认,作为人物形象而论,格雷硬只是个扁平的形象,他所包含的意义真正局限于彼时彼地,可以用“历史的”方法象刀削那样清晰地把它勾画出来。可是文学中的另一些人物形象仅仅用“历史的”方法却不那么容易说清楚,如象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对于他们,就很难完全令人信服地说明是属于某一历史社会阶级,不能说得那么死,几百年了,也还是说不尽。他们是凸起的人物,象生活本身一样无边无际。他们的典型性格中蕴含的意义是那么深刻、那么丰富,人们每次重读都可以发现一些以前没有觉察到的东西。正是这类形象吸引着世世代代不同国别、不同经历和年龄的读者,使文学艺术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形态而与最大多数人民有着思想感情上的联系;同时,这类形象也是任何科学的文学研究工作中最难以说明的尖端课题。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正是属于世界文学史上这类具有独立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的所谓不朽的典型。杨绛先生冲破“四人帮”的阻挠破坏,在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从原文译的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翻译的同时,还着手从事堂吉诃德典型形象的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的尖端课题里做出了极宝贵的努力。
  在《堂吉河德与<堂吉诃德>》和《重读<堂吉诃德>》等文中,杨绛先生首先在分析原著基础上具体而生动地论述了堂吉诃德所代表的骑士精神的新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内容。其次,作者又在原材料基础上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人物形象中所蕴含的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作为评论家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这就不能不说是很深的功夫了。可是不,作者并不就此停步。她又旁征博引,带着我们涉猎了古往今来堂吉诃德评论中反映出来的堂吉诃德性格的各个侧面,把形象的全部复杂性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里没有武断的线条分明的鉴定,而是充分看到此类形象中那种使人永远琢磨不尽的多重性。外国文学史上这类形象何止一个堂吉河德!象哈姆雷特、福尔斯塔夫等,虽然建国后也有专门家对其中一些问题做过某些深入的研究,但是,难道他们不还是在那里以其全部复杂性等待着我们继续探索下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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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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