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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态度”的中国研究


□ 沟口雄三

  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中,不断对自己追问下面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很多:我们日本人研究中国的作品和文献意义何在?准确地说,追问的人是极为少见的。而竹内好,是这极为少见的追问者之一。比如,他曾经在一九四○年二月的《中国文学月报》中写文章批判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大家的目加田诚,揶揄说他过着“每天早上夹着皮包到支那*文学事务所去上班的生活”。
  在竹内好看来,对目加田而言的中国古代典籍研究,就是勤勉地积累知识和对于所积累的知识进行精密的罗列,如此而已。那么,竹内好自己的做法如何呢?他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写作的《书写支那这件事情》中曾经这样说:“至少,知识如果没有被否定的契机(或曰热情),就不能作为知识存活。因为知识必须被否定,所以才要追求它。这就是文学的态度。我在不加注释地说文学的时候,总是在说作为态度的文学。”
  对竹内好而言,文学研究不是为了求得知识而作,那是作为他自身活法的问题来探究的。他不断自问着为什么自己要在当下面对中国,而在为什么要求知这样一个严厉的追问之下,知识不断地被拷问着。
  我们有必要留意一个事实,那就是竹内好的上述发言是在一九四○到一九四二年之间进行的。毋庸赘言,在这个时期的中间阶段,夹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这个瞬间,那是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日本侵华战争扩大为大东亚战争,但是这种扩大不仅仅是战争领域的量的扩大,还意味着战争发生质的转换,把日本推向以国家存亡为赌注的内外压力同时白热化的阶段。对于竹内好而言,适逢这一生死存亡的转折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拷问着他作为日本人所应该具有的“态度”,这正是他一生中内外都充满高度紧张的时期。
  实际上,不久之后,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当他把其后被视为他代表作的《鲁迅》交给出版社之后,在十二月就接到了征兵令,加入了大日本帝国陆军,当月就不得不跟着部队去了湖北省。据年谱记载,决定把《鲁迅》作为《东洋思想丛书》之一出版是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因而他谈到“态度”的时候,支撑着他面对内外极度紧张的,恐怕就是《鲁迅》。也就是说,通过《鲁迅》,他揭示了日本以欧洲为基准、蔑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近代”,如何仅仅是处于主体缺席的肤浅状态;而这一揭示,却是一种扪心自问:他追问和抨击的,是自己和自己祖国的存在方式。
  中文里有“本土化”这个词汇,而日文里没有能够准确翻译它的语汇。这件事情,意味着不存在足以抵抗西欧文化流入的抵抗本体;所谓主体缺席,就是抵抗的本体缺席。竹内好于是直面日本近代“本土”缺席的、如同浮萍般失掉亚洲根基的危险。
  对于他而言,研究中国文学这个行为,就是自问日本近代化的危险,自问以欧洲为基准的“优等生”近代的危险。进而,作为另外一面,它也意味着寻找亚洲的“本土”。
  向着与中国发生关联的自己进行自问,并且探寻,这在竹内好那里就是作为态度的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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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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