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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陈寅恪


□ 郑家建 吴金喜

关于陈寅恪,人们已经谈论很多了,研究的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这其中有学理性的探究、辨证,也有充满感情色彩的推崇、景仰,也难免有个人式的心解、附会乃至道听途说与以讹传讹,因此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虚实相间、摇曳多姿的关于陈寅恪的传奇。基于论者自身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兴趣,本文主要集中在已有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学院)时期的陈寅恪,以期通过对这时期的几个比较重要问题的探讨,来展示陈寅恪早期的学术准备、学术创造以及文化理念。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强调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考辨与分析,力图做到“以事实决事实。”(王国维语)从而使陈寅恪从令人眩晕的神话般的天才光芒之中走进我们客观、冷静和清明的学术审视的视野。

一、“预西方之东方学之流”与早期的学术准备

开设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目的就是“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当年的国学院对于导师的选聘是十分严格并期以厚望的,聘任资格明确规定三点:(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比较而言,在当时国内学术界要找出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学者,大概,也是屈指可数的,尤其是第三个条件,显然是悬之过高,且不说像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这样的国学名家对当时的东方学并不深知,就是像沈曾植、屠敬山、柯凤荪、王国维等对西北边疆史地卓有研究的“大儒”,也因“语言文字”能力的限制,只能“或是利用我国原有资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转译欧洲学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今天看来,在当时的中国学者中能同时具备这三项条件者,似乎也只有陈寅恪等一、二人而已,正是凭借着自身独特的家学、资历和学术准备,陈寅恪才可能与已是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在清华园比肩共事。当然,这都是我们事后“以果溯因”而做出的解释,事实上,当时的学者对此不可能有这样全面的判断,以致于学术界对于陈寅恪如何受聘到清华国学院来,一开始的版本就有多种,其中孰是熟非,殊难考定,因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此处暂且不论。无论这些说法多么歧异,但有一个共同点是这些版本都涉及到的,那就是早在来清华国学院之前,陈寅恪就以“学识渊博”在海外留学生中传颂一时,这里略举几例以见一斑:陈氏的哈佛同学吴宓“于民国八年在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毛子水先生则回忆说:“我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到德国柏林,那年夏天傅孟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者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寅恪、元任、大维、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国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乐”。可见毛子水先生对陈寅恪的推崇。当然,上述两则文献均是当事人的事后追忆,难免有“诗与真”相交融的成分。为尽可能接近当时的人们对陈寅恪的真实看法,我们来引述一则当时的信函:1924年3月12日,时在德国留学的北大毕业生姚士鳌写信回母校汇报情况时,在信中“对陈寅恪尤为推崇”,称其“能畅读英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满洲等十余国文字,近专攻毗邻中国各民族之语言,尤致力于西藏文。印度古经典,中土未全译或未译者,西藏文多已译出。印度经典散亡,西洋学者治印度学者,多依据中国人之记载,实在重要部分,多存西藏文书中,就中关涉文学美术者亦甚多。陈君欲依据西人最近编著之西藏文书目录,从事翻译,此实学术界之伟业。陈先生志趣纯洁,强识多闻,他日之成就当不可限量也。又陈先生博学多识,于援庵先生所著之《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袄教考》,张亮丞先生新译之《马可孛罗游记》均有极中肯之批评”,这段话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当时国内公开见到关于陈寅恪的重要信息”。10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立足于当时西方之东方学的学术语境,对陈寅恪留学期间的学术特点和学术格局做了一个扼要而准确的描述,以见出陈寅恪早期的学术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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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理论研究 Tags: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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