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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杨绛二三事


□ [德]莫芝宜佳

钱先生和杨绛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再加上忙忙碌碌的,所以耽误了太久,实在惭愧。现在,钱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了,此次去北京,特意写下这篇短文交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

翻译“围城”

解释钱先生给我的帮助,应该从我学汉语开始:我在中学学习了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后在大学专攻英美文学,中文只是副科。写博士论文时,我的论文题目是《庞德与中国》。由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专心研究汉学。
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情况跟现在大不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汉学系学习,是先从儒家、道家的经典开始,同时也学习新中国的革命文学。那个时候,我脑海里的中国文化是神秘的、陌生的,与西方截然不同。一九七八年,我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在那儿听到钱钟书先生的报告。他用英语演讲,却完全不需要看讲稿,脱口而就,很精彩。和钱先生的相遇,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认识钱先生使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想象中的中国不是整体的,只是一个小局部。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中国朋友史仁仲翻译《围城》。这个工作,为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翻译《围城》后,我就开始跟钱先生来往,先是通过书信。钱先生的信都是用毛笔写的,非常好看,而且经常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等。与钱先生和杨绛女士第一次见面是在八十年代。我那时候住在北大,看望他们还需要由人陪同。那天上午去他们家之前,我相当紧张。曾听说钱先生讨厌麻烦的提问者,极少接见来访者。在他家的门上有个猫眼,为的是让杨绛挡驾不速之客。钱先生有句话说:“外国人来北京,他们先要看的是两样东西,熊猫和我。”我在杨绛写的书里还读到过,钱先生在电话里劝过一位热爱《围城》的女士说,如果有人觉得一个鸡蛋好吃,不一定要看下蛋的母鸡。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经过第一次接触,我发现他们其实是很真诚地与朋友发展持久的友谊。
那次见面时,首先是由杨绛女士招待,她问我问题多不多?以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问题不嗦,全是为了解决翻译《围城》的具体困难,也没有什么有关私人生活的问题,所以他们夫妇俩对我比较有好感。我的中文名字也是钱先生起的。还有一次在他们家跟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瑗教授一起吃饭,也是很难忘的。钱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常常就是随手找出一本书,很快翻到某页,让我自己看。
一九八八年德文版《围城》在德国出版发行,受到很热烈的欢迎。一时间,德国大媒体,像《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都纷纷发表书评,给予了很高评价,并认为钱钟书先生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围城》有一个特点:它是第一部中西文学合璧的小说。连书名都是中西“合资”。《围城》不但影射中日战争,同时也暗指法国哲学家蒙田(Montaigne)有关家庭生活的一句名言。《围城》里的年轻人也很巧妙地利用外国知识。方鸿渐买到了假的博士文凭,良心有点儿不安,不但靠孔子、孟子推脱,还扯上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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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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